去巴黎的飛機上，程遠把十二頁的報告又看了一遍。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的小桌板放下來，報告攤在桌板上，紙頁的邊角用一支黑色的長尾夾夾住，防止機艙里的氣流把紙吹翻。他的手指在報告的第五頁上停了一拍，指腹在倫敦的票房數據上輕輕摩挲了一下，然後把報告翻到第六頁，上面是星途內容的分類清單——短劇十部、紀錄片六部、綜藝三部、電影四部。他在每一類後面用紅筆標注了目標城市，短劇後面寫的是巴黎和柏林，紀錄片後面寫的是倫敦和巴黎，綜藝後面寫的是柏林，電影後面寫的是倫敦。清單的右下角寫著一行極小的鉛筆字——“巴黎做短劇，柏林做綜藝，倫敦做紀錄片和電影。三條線並行，先做小規模試點，數據好再擴大。”
林瀚坐在他旁邊，靠過道的位置。他穿了一件深炭色的薄西裝，領口沒有系領帶，襯衫最上面那顆扣子解開，露出一截喉結和鎖骨之間的弧度。西裝袖口露出半寸白襯衫的袖邊，邊緣有一道極細的銀線滾邊。他把座椅靠背往後調了一寸，重心落在兩腳之間，膝蓋與肩同寬，手放在膝蓋上，手指松松地交握著。他的目光從程遠的報告上移開，落在舷窗外面。雲層在機翼下方鋪成一片灰白色的平面，陽光從雲層的縫隙里漏下來，在平面上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帶。他把視線從舷窗收回來，看著程遠。“巴黎的渠道你聯系好了？”
程遠把報告從桌板上拿起來，翻到第七頁，手指在“Le cin ma”的名字上停了一拍。“聯系好了。伊莎貝爾，五十多歲，法國人，做獨立發行做了二十年。她的公司不大，但渠道很穩。巴黎的獨立院線里，有四十家和她有長期合作。她之前做過三部華語電影的發行，票房最好的一部賣了八百萬歐元。我在好萊塢的時候和她合作過一次，她對華語電影的判斷很準——她看片的時候不看導演，不看演員，只看畫面。她說‘畫面好的電影，觀眾會自己走進影院’。”他把報告翻到第八頁，手指在伊莎貝爾的聯系方式上停了一拍。“我給她發了星途的短劇和紀錄片片段，她看了之後回了一封郵件，只有一句話——‘裂紋里的光，我想在巴黎的銀幕上看到’。”
飛機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落地的時候是當地時間下午兩點。程遠在機場的到達大廳里打開手機，屏幕上彈出一條消息，是伊莎貝爾發來的——“辦公室在瑪黑區，下午四點。我泡了茶，中國茶。”他把手機遞給林瀚看了一眼，然後把手機放回口袋，提起行李箱往出口走。巴黎的早春比北京暖一些，機場外面的天空是灰白色的，雲層壓得很低，但空氣里有一股潮濕的泥土味道，是下雨之後地面蒸騰上來的。程遠在出租車上用法語和司機交談，手指在手機屏幕上劃了一下，把伊莎貝爾的地址指給司機看。司機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法國男人，頭發花白，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夾克，領口立起來貼住下巴。他從後視鏡里看了一眼程遠，又看了一眼林瀚，用法語說了一句什麼，程遠笑了一下，用法語回了一句。
Le cin ma的辦公室在瑪黑區一條窄巷的盡頭，和葉詩涵辦展覽的那家畫廊隔了兩條街。辦公室在一棟老建築的一樓，門面不大，門框是深綠色的木框，門板上釘著一塊銅牌，銅牌上刻著“Le cin ma”和伊莎貝爾的名字，銅牌的表面氧化出一層暗綠色的銅銹，字跡的邊緣被磨得有些模糊。程遠推開門的時候，門軸發出一聲極輕的“吱”。辦公室里面比外面看起來大一些，大約四十個平方，靠牆擺著兩排書架，書架上塞滿了電影海報和發行合同，書架的頂層堆著一摞一摞的dVd，dVd的盒子邊緣貼著不同顏色的標簽，標簽上寫著電影的名字和年份。辦公室的中央是一張長條桌，桌面上鋪著一塊深藍色的棉布桌旗，桌旗上放著一只白瓷茶壺和三只白瓷杯，茶壺的壺嘴里冒著熱氣，茶香從壺口升起來，在辦公室里散成一團淡淡的暖霧。
伊莎貝爾從書架後面走出來。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高領毛衣，外面套著一件黑色的短款夾克，下面是深藍色的直筒牛仔褲，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短靴。頭發花白，剪得很短，鬢角剃得很干淨，臉型偏長，顴骨很高，眼楮不大，但瞳孔很黑，虹膜邊緣有一圈極淺的灰色。她的手指很長，指節不突出，指甲修剪得很短，甲床是淡淡的粉色，指腹上有一層薄薄的繭，是常年翻書和簽合同磨出來的。她走到長條桌旁邊，把茶壺從桌面上端起來，給三只白瓷杯里倒了茶。茶是中國的普洱，茶湯的顏色是深褐色的，在杯壁上留下一圈淺淺的茶痕。她把茶杯推到程遠和林瀚面前，然後自己在長條桌的另一側坐下來，重心落在兩腳之間，脊背挺直。
程遠把茶杯從桌面上端起來，喝了一口。他把杯子放回桌面上，杯底和桌面之間發出一聲極輕的“嗒”。然後他從文件夾里拿出那份十二頁的報告，翻到第六頁，手指在星途內容的分類清單上停了一拍。“伊莎貝爾，星途的內容分三類——短劇、紀錄片、電影。短劇十部，每部兩分四十秒，適合在流媒體平台和影院做貼片放映。紀錄片六部，每部四十分鐘到一小時，適合在藝術院線做專場放映。電影四部，每部九十分鐘到兩小時，適合在主流院線做常規放映。我的建議是先在巴黎做短劇的試點，在獨立院線做貼片放映，數據好再擴大到紀錄片和電影。”
伊莎貝爾把報告從桌面上拿起來，翻到第六頁，手指在短劇的清單上停了一拍。她的目光從第一行掃到最後一行，從《第九十天》掃到《陶碗》，從《畫線》掃到《弧光》。她把報告翻到第七頁，手指在葉詩涵的裂紋紀錄片上停了一拍。“葉詩涵的碎片，我在威尼斯看過。那些透明碎片上的光紋讓我想起莫奈的睡蓮。莫奈的睡蓮是畫出來的，葉詩涵的光紋是光從裂紋里穿過去的時候自己形成的。自己形成的光紋，比畫出來的更真。如果星途的短劇和紀錄片能保持那種美學，我可以做。五五分成。你們負責內容，我負責渠道。巴黎的四十家獨立院線，我先做十家試點。數據好，再擴到二十家。”
程遠把報告翻到第三頁，手指在分成比例上停了一拍。“五五分成。我們負責內容，你負責渠道。但有一個條件——巴黎的試點數據要同步傳回星途。星途的數據團隊會分析觀眾的反饋，根據反饋調整後續的內容。”伊莎貝爾把茶杯從桌面上端起來，喝了一口，杯沿在她唇上停了一拍。她把杯子放回桌面上，杯底和桌面之間發出一聲極輕的“嗒”。“成交。”她把茶杯放回桌面上，然後從書架上拿出一份發行合同，合同是法語的，一共八頁，每頁的邊角都用回形針夾著。她把合同推到程遠面前，手指在合同的第二頁上點了一下。“合同的條款和之前一樣。五五分成，試點十家影院，數據同步傳回星途。你看一下，沒問題的話今天就可以簽。”
程遠把合同翻到第三頁，手指在分成比例上停了一拍，然後把合同翻到第四頁，手指在數據同步條款上停了一拍。他把合同推到林瀚面前，手指在第四頁的數據同步條款上點了一下。“條款沒問題。數據同步的格式，我們今晚發給你一份模板。”林瀚把合同從桌面上拿起來，翻到最後一頁，看了一眼簽字欄。簽字欄的旁邊貼著一張便簽，便簽上是伊莎貝爾的字，字跡很細，橫畫的收筆處有一個極小的停頓——“裂紋里的光，我想在巴黎的銀幕上看到。”他把合同翻回第一頁，放在桌面上，和那排文件的邊緣對齊。
柏林是第二天上午到的。程遠在柏林聯系了一家叫“Kino Arsenal”的藝術院線，院線的負責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德國男人，叫馬庫斯。馬庫斯的辦公室在柏林電影博物館的二樓，辦公室的窗戶對著柏林牆遺址的東邊畫廊，畫廊的牆面上畫滿了涂鴉和壁畫，顏色在早春的灰白色天空里顯得格外醒目。馬庫斯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高領毛衣，外面套著一件黑色的皮夾克，下面是深藍色的直筒牛仔褲，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短靴。頭發剪得很短，鬢角剃得很干淨，臉型偏方，顴骨不高，下頜線條很直，眼楮不大，但瞳孔很黑，虹膜邊緣有一圈極淺的琥珀色。他把一份院線排片表從桌面上推過來，手指在排片表的第三頁上停了一拍。“柏林的觀眾喜歡綜藝。星途的《奔跑吧》在柏林的留學生群體里口碑很好。如果你們能把綜藝做成德語版，我可以安排在藝術院線做周末專場。”
程遠把排片表從桌面上拿起來，翻到第三頁，手指在《奔跑吧》的排片時間上停了一拍。“綜藝做成德語版需要重新配音和字幕。配音的周期大約三周。如果三周之後上線，柏林的藝術院線可以做四個周末的專場。”馬庫斯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指尖在桌面上留下一個極淺的印記。“三周。四個周末。八場。每場兩百個座位。一千六百張票。如果票賣得好，我可以把專場擴展到工作日的晚上。”程遠把排片表翻到第五頁，手指在票房的預估數據上停了一拍。“一千六百張票，每張十二歐元，總票房一萬九千二百歐元。五五分成，星途拿九千六百歐元。”馬庫斯把手指從桌面上收回來，放在膝蓋上。“九千六百歐元。不多，但柏林的觀眾會記住星途的名字。”
倫敦是第三天下午到的。程遠在倫敦金融城的一棟寫字樓里和詹姆斯見面，詹姆斯是流媒體平台的采購總監，四十多歲，穿了一件深藍色的西裝，領帶系得很緊，襯衫的袖口露出半寸白邊。他把星途視頻的歐洲數據報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報告的第三頁上停了一拍。“星途視頻在歐洲的下載量在過去三個月里增長了三倍。巴黎的試點數據最好，柏林的第二，倫敦的第三。倫敦的觀眾喜歡短劇，但喜歡紀錄片的人更多。”詹姆斯把報告翻到第五頁，手指在數據圖表上停了一拍。“倫敦的觀眾喜歡航天紀錄片。甦雨晴的《遠航》在倫敦的點擊率比巴黎高百分之四十。”程遠把報告翻到第七頁，手指在《遠航》的排片建議上停了一拍。“那我們把《遠航》放在倫敦做首發。首發的平台是你們的流媒體，首發的影院是南岸的老電影院。線上和線下同步，數據兩邊打通。”詹姆斯把報告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拍。“同步首發。線上和線下。數據打通。合同我讓法務部起草，明天發給你。”
回巴黎的飛機上，程遠把三份合同並排放著。第一份是Le cin ma的發行合同，八頁，法語的，簽字欄里簽著伊莎貝爾的名字。第二份是Kino Arsenal的排片協議，五頁，德語的，簽字欄里簽著馬庫斯的名字。第三份是詹姆斯的合作意向書，三頁，英語的，簽字欄里簽著詹姆斯的名字。他把三份合同按順序收進文件夾里，文件夾的邊角在桌板上磕了一下，發出一聲極輕的“嗒”。然後他靠在椅背上，重心落在兩腳之間，脊背挺直，從後頸到尾骨的弧度安靜而平緩。他把目光從文件夾上收回來，看著林瀚。“巴黎做短劇，柏林做綜藝，倫敦做紀錄片和電影。三條線並行。先做小規模試點，數據好再擴大。”林瀚把座椅靠背往後調了一寸，手放在膝蓋上，手指松松地交握著。“你從好萊塢回來，就是為了做這件事？”程遠把文件夾從桌板上拿起來，放在膝蓋上，手指在文件夾的邊角上停了一拍。“為了做這件事。也為了回來。”
飛機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轉機的時候，程遠在候機廳的咖啡店買了兩杯咖啡。他把其中一杯遞給林瀚，另一杯放在自己的座位旁邊。咖啡杯是紙質的，杯壁上印著航空公司的logo，杯口蓋著一層塑料蓋，蓋子上有一個小小的飲用孔。他把塑料蓋掀開，喝了一口，咖啡的苦味在舌根化開。然後他把塑料蓋重新蓋好，把咖啡杯放在座位旁邊的桌板上，手指在杯壁上停了一拍。“巴黎的合同簽了，柏林的排片定了，倫敦的意向書也拿了。三件事，三天。”林瀚把咖啡杯從桌板上拿起來，喝了一口。咖啡是熱的，杯壁上的水霧凝成一層薄薄的水膜，在候機廳的燈光里泛著一層極淡的暖光。他把杯子放回桌板上，杯底和桌板之間發出一聲極輕的“嗒”。“三天，三件事。你從好萊塢回來，第一周就做完了。”程遠把咖啡杯從桌板上拿起來，喝了一口，然後把杯子放回桌板上。“第一周做完了三件事。第二周做星途歐洲分公司的掛牌。第三周做數據報告。第四周做拉美市場的調研。”他把咖啡杯從桌板上拿起來，喝完了最後一口，然後把空杯子放在托盤上，和另一只空杯子並排放著。兩只空杯子在托盤上安靜地待著，杯壁上還殘留著一層薄薄的水霧，水霧在候機廳的燈光里泛著一層極淡的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