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万历皇帝已经很久没有上早朝了。
大臣们在午门外等着，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傍晚。没有人来传旨说今天不朝了，也没有人来解释为什么皇帝不见他们。
他们站在那里，三三两两地聊天，有的在骂张诚，有的在骂内阁，有的什么都不骂，闭着眼睛打盹。已经习惯了。
张诚坐在司礼监的值房里，面前堆着两尺高的奏折。他一本一本地看，看完一本批一本。
批红的笔在手里转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纸上墨迹鲜红如血。内阁拟好的票拟送到司礼监，他批了，就是圣旨；他不批，内阁拟了也是白拟。户部要银子，兵部要粮饷，工部要修河，礼部要办祭祀——每一本奏折都要经过他的手。
他把笔搁在砚台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戚继光死了，海瑞死了，陈翀失踪了，亓官玉跑了。但亓官玉没有死，他的产业还在广东，他的人还在广东。
陈翀的失踪是谁干的？他不知道，但他能猜到。一个被发配到琼崖的罪民，在威海卫拒捕逃逸，跑到广东占了海匪的巢穴，把广州城里最有势力的商人绑走了。下一个会是谁？是他张诚。
张诚睁开眼。广东那边必须加紧，亓官玉不能留了。
他提起笔，在空白的奏折上写了几行字，盖上司礼监的印章，叫来一个小太监：“送去兵部。让兵部行文广东，查禁金利铁厂。就说私铸铁器，违禁。”
小太监接过奏折，犹豫了一下道：“公公，兵部要是问……”
张诚看着他，只说了两个字：“去办。”
二月底，北京城里有人开始议论一件事。说皇上不上朝，内阁拟票，司礼监批红，这算什么？祖宗家法不是这样的。有人说这是“内阁与司礼监共治天下”，有人说这是“皇上垂拱而治”。说什么的都有，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不是好兆头。
张诚听到这些议论，笑了笑。
共治天下？司礼监是皇上的司礼监，不是内阁的司礼监。他批红，不是替内阁批红，是替皇上批红。内阁拟票，司礼监批红，皇上只要在最后盖个印就行。皇上连印都懒得盖了，把印也交给了司礼监。
张诚站在窗前看着紫禁城的宫墙。宫墙红得发暗，像干涸的血迹。他想起了一个词——“君主立宪”。
这个词不是他想的，是前几天一个在翰林院待过的老太监闲聊时说的。说西洋有些国家，国王不管事，让议会管。议会管立法，内阁管行政，法院管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张诚觉得好笑——大明的内阁、司礼监、六部，比什么西洋议会强多了。内阁拟票，司礼监批红，六部执行。这不是三权分立是什么？西洋人还在学呢。
他收回思绪，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广东。亓官玉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
二月下旬，金利。亓官玉和令浅带着戚勇、戚安和十个弟兄，坐上了南下的船。船是孙德茂的那艘福船，帆换了新的，船底刷了漆，船舱里堆满了白糖、百味鲜和白玉烧。赵大河在码头上送他们，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亓官玉看着赵大河，笑着说：“赵哨长，金利交给你了。炮不能停，高炉不能停。等我回来。”
赵大河点了点头，退后一步。
船开了。亓官玉站在船尾，看着金利的码头越来越小。高炉的烟囱还在冒烟，灰白色的烟柱笔直地升上天空，在北风中慢慢散开。
令浅站在他旁边，腋下夹着棋盘，脸色很平静。
“掌柜的，交趾那边，我已经让人递了信。升龙城里有个福建商人，姓林，做粮食生意的，跟我们有过几回交道。他可以接应。”
亓官玉靠在船舷上看着海面，没有说话。
“掌柜的，陈翀的事……”令浅试探着问了一句。
亓官玉打断了他的活，毫无表情地说道：“陈翀的事不要再提了。”
令浅没有再问，心里面大概知道了。
船驶出了伶仃洋，进入了南海。海水的颜色变了，从浊黄变成碧绿，从碧绿变成深蓝。
天很蓝，云很白，海风很大。亓官玉站在船头，看着南方。那片海平线的后面，是交趾，是新的市场，是新的路。不是退路，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