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里的商人们最近分成了两拨。一拨在城南的茶楼里喝茶，一拨在城北的酒肆里喝酒。
城南茶楼里谈的是船引——谁家又拿到了一张，谁家的货已经出了海，谁家在澳门又开了新的铺面。
城北酒肆里谈的是流民——哪家的米铺被抢了，哪家的仓库空了，哪家的运粮船又被扣了。
两拨人偶尔在城门口或码头边碰见，互相拱拱手，寒暄几句，各自走开。面上客气，底下都在较劲。
城南茶楼里坐的多是几十年的老商号，背后连着张诚那条线。他们手里有船引，有码头的泊位，有和市舶司官员常年打交道的路子。海禁对他们来说不是坏事——别人出不了海，他们能出；别人办不下来船引，他们能办。
一张船引在黑市上的价钱已经涨到了几千两，还要托关系才能拿到。他们的货从福建和广东的小港口出海，走澳门转口，运的是丝绸、瓷器、茶叶和亓官记的仿制品。仿制品是松江府那边做的，陈潜供的货，贴的标签和正品几乎没有区别，只是染色的工艺差一些。
出了海之后没人验货，买主是欧洲商人和日本商人，只要价格合适，他们不在乎标签上的细节。
十倍利润是保守的说法，运气好走一趟日本或者吕宋，翻二十倍也不稀奇。
城北酒肆里坐的多是这一年新冒出来的商号，有的是沿海的小船主，有的是以前做内贸的布商和粮商，有的是从福建和浙江过来的外乡人。他们没有拿到船引的资格，也没有路子去办。
海禁之前，他们靠给亓官记分销货物、跑安南和缅甸的航线发了财，一年赚的银子比过去十年加起来都多。
海禁之后，他们的生意断了，仓库里压着货，船停在码头里生锈，伙计散了大半。这些人不想看着自己的生意就这么黄了。
他们开始暗中联络，互通消息，把各自的资源和路子凑到一起。有人认识福建的乡绅，有人认识潮州的船主，有人认识广州城外的流民头目。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让海禁自己撑不住。
流民暴乱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第一批流民冲击泥城码头的时候，城北酒肆里有人拍桌子叫好。有人借着夜色给流民送过粮食，有人给流民中的小头目递过银子，有人在暗中放风说“亓官记还有粮船在后面，去抢就能抢到”。
这些人不直接出面，也不留名字。他们做的只是递个消息、送个方便、推一把。
那些流民不知道背后是谁在支持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只知道有饭吃就行，有人递银子就更好了。
陈潜和李旦也在暗中配合。陈潜的潮州线还在走货，每个月从达贡转口来的货有一大半是通过他的渠道分销的。
流民暴乱之后，陈潜的货反而走得比之前更快了——城里的铺面不敢开门，但黑市上的价格翻了一倍。
陈潜让手下的伙计把货藏到城外的仓库里，等流民散去之后再发。他不是不支持流民闹事，只是他不想让自己的仓库也被抢了。他既从海禁中获利，又从民乱中获利，两头赚。
李旦那边则更直接一些——他的船队从清化运回来的粮食有一小部分流向了城北酒肆里的那些商号，再由他们分发给流民。这笔粮食的账目挂在“损耗”项下，没人去查。
城南茶楼那边也不是铁板一块。张诚手下的人把船引卖出了高价，但高价意味着只有少数人买得起。那些买不起船引又想出海的人开始在暗中串联，试图通过其他渠道弄到货和船。
他们中有几个胆子大的，找到了城北酒肆里的人，想合伙干。城北酒肆的人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放进了自己的名单里。
两拨人都在暗中调动资源，都在等对方先撑不住。
城南茶楼的人赌海禁会持续下去，只要朝廷不松口，他们就能一直垄断出海的通道。
城北酒肆的人赌海禁撑不过年底——流民越闹越凶，地方官府的粮仓越掏越空，北京那边迟早要松口。他们不需要等太久，只要再推几把，海禁就会名存实亡。
亓官玉在清化收到了城北酒肆那帮人的密报。信是周世杰的联络员从广州带回来的，封面上没有署名，打开后里面是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面列着近期暗中资助流民的商号名单、他们各自的渠道和资源、以及他们希望亓官玉提供哪些配合。
信末尾附了一句话：“这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棋子。他们需要亓官记的货和渠道，我们需要他们在大明内部搅局。各取所需。”
亓官玉看完后把信放在桌上，没有立刻回复。
他在账房里坐了一阵，窗外港口的水面反射着午后的阳光，碎成一片一片的银鳞。
他拿起笔，在信纸背面写了几行字：“回复广州：接受他们的配合，但不要直接接触。所有联络由李旦转达。粮食可以给，货也可以给，但不要给兵器。要让他们自己觉得是在替自己做事。”
写完这几行字后，他把信纸翻过来，用另一张干净纸盖住，叫来传令兵送出去。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港口里的船影一盏一盏地亮起灯火。
亓官玉站起来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前，吹灭了案头的油灯。
广州城里的两拨人还在互相较劲，流民还在街头巷尾寻找下一顿的食物，而海禁这道口子已经被两拨人从两边同时撕扯着。他不需要去推，只需要等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