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九在野市上认识了一个打铁的。
那人姓杨，四十多岁，黑脸膛，肩膀上搭着一块被火星烫出密密麻麻小洞的皮围裙。
他的手比常人大一圈，指节粗壮，左手虎口处有一道被铁水烫出来的旧疤，白得发亮，像是一条被反复淬过火的金属丝嵌在皮肉里。
听说原先他是在镇上开了十几年的铁匠铺，后来镇上乱了，铺子被人砸了，他怕被抓了壮丁，就拖了关系搬到了野市边上，搭了一个棚子继续打铁。
棚子不大，但炉子砌得好，风箱拉起来的时候火苗能蹿到棚顶。
陈四九第一次去他的棚子的时候，杨铁匠正蹲在炉前锻一把镰刀。
铁块在火里烧得发红，他夹出来搁在铁砧上，锤子落下去的时候火花四溅，在昏暗的棚子里像一小簇一小簇炸开的星星。
他打的东西比镇上便宜一些，但手艺一点都不比镇上差，刀刃淬火的时候往水里一浸，那声响尖锐而短促，像是在那一瞬间冷热互相咬了一口，水面炸开一圈细密的白汽，蒸汽贴着水面散开，又被炉膛里的热气烘散了。
陈四九蹲在旁边看他打完那把镰刀，把刀刃在布上擦了擦，又对着光看了看刃口的弧度，才开口问价钱。
杨铁匠说了一个数，比镇上少了两成。
陈四九在他那里买了两把短刀和三把镰刀，又把一把旧锄头重新淬了火，换了新柄。
杨铁匠接过锄头的时候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说这锄头的钢口还不错，就是柄装歪了，重新装正了能用好几年。
付钱的时候，杨铁匠看了一眼陈四九搁在脚边的变蛋坛子，伸手拿了一颗剥开看了两眼，说：
“下回拿这个抵工钱也行。”
他把蛋放回坛口边，没有再多说什么。
陈四九答应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铜钱压在坛底，像是还有后账要记。
他走出铁匠棚的时候把短刀插进腰后，那截木柄抵着腰带，走路的时候微微硌着后腰的骨头，但他没有调整位置，只是任由它在腰后留下一个每天都会被重新压深的印子。
秋末的某一天，陈四九正在院子里把新收的草药摊开晾晒，忽然听见村外地窝子方向传来一阵哭声。
哭声不大，断断续续的，像是被风从那边卷过来又落下了，他在门槛上停了一下，放下手里的草药，沿着巷子往外走。
地窝子门口蹲着几个人，都是住在那里的流民。
其中有一个他认识——他雇过那人割过麦。
他蹲在门槛外面，面前堆着一小堆灰，正用手把灰从灶膛里刨出来往外拢，像是在收拾什么东西剩下的部分。
他那双已经习惯收拾农活的手，此刻正把混着灰烬的干土一点一点拨开。
陈四九蹲下来，隔着几步的距离看着他手里的动作，问了一句：
“怎么了这是？远远的就能听见哭声？”
胖子没有抬头，声音低低的，像是嗓子被炭灰泡过了一层：
“有人把媳妇和孩子扔了走了，夜里走的，没留话，也没带东西，天亮了才发现人不在铺盖上了。”
陈四九蹲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像是在等着那句“去哪了”在风里落稳了才再开口：
“去哪了？”
胖子把那堆灰拢成一小堆，拍了拍手上的灰，又用手掌压实了，像是替一个他已经没有力气去追的人把最后一点余温封在了锅台底下：
“不知道，北边过不去了，南边还在传到处在抓丁，走了也好，这地方留不住人。”
他又拢了一把灰，没有再说话。
那天傍晚，有人从野市那边带了一句话回来，在村口传开了。
说是县城的库房空了，杜老爷跑了，把他的师爷押在账房里抵债。
衙门的人散了大半，里正们也各自散了，秋天的那一趟秋粮大概没有人会来收了。
这话从一个摊子传到另一个摊子，又从野市带回村里，沿着巷子淌进每一户灶台的缝隙里，像一片刚从灶膛里飘出来的灰烬，落在每一个人的灶台角上。
传话的人说不知道真假，说这话的人自己也拿不准是从哪听来的，可它还是像一片刚从灶膛里飘出来的灰烬一样落到了每一个人的灶台角上，在那里慢慢变凉，直到被下一根添进去的柴火重新盖住。
陈四九蹲在灶房门口听着那些话从院墙外面飘进来，又顺着墙根渗走了。
他没有站起来去问更多，也没有站起来去拦那些在巷口流传的字句，只是蹲在那里，把手里正在编的一根草绳编完了最后一股。
他把编好的草绳在手指上绕了一圈，勒紧了，又松开，像是已经数清了秋粮的数目，只是还没有决定好把它系在哪一根桩子上。
那根草绳被他搁在门槛上，在晚风里晃了一下，又停住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草屑，灶膛里的火还在烧着，把灶房的门口映出一片暖黄色的光。
他转身进了屋，没有再看那根草绳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