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儿来的第三周，何伯庸给姜建军派了一件正事。
事情来得毫无预兆。那天下午，姜建军正蹲在后门口跟铁子一起剥毛豆。铁子剥毛豆的方式很豪放，用大拇指一挤，豆子连蹦带跳滚进搪瓷盆里，豆壳随手往地上一扔。姜建军剥得比较文明，先把豆荚两头掐掉，再顺着缝一掰，三粒豆子整整齐齐落在盆里。铁子说他这是“娘们儿手”，姜建军说铁子这是“猪拱食”。两人就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二十分钟，谁也没说服谁。
何伯庸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外面回来的。他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的照片，往柜台上一放，说：“别剥了，过来。”
铁子抬头看了一眼，继续剥。姜建军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走到柜台前。
照片上是一幅山水画，立轴，绢本，画的是秋山行旅。山石皴法细密，溪水从崖间流下，树梢上染了一层淡淡的赭色。左下角有一方朱红印章，模模糊糊的，照片拍得不清楚，但能看出是方形篆书。
“有人要卖这幅画。卖方说是北宋范宽的。开价不高，折合美元大概三万。”何伯庸把照片推过来，“你帮我看看。”
姜建军把照片拿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一遍。构图完整，皴法属于北方山水派系，山头有雨点皴的痕迹，树法用了蟹爪枝。这些特征跟范宽的传世作品确实有相似的地方。
但他看了三秒就放下了。
“假。”他说。
“哪里假？”
“印章。照片上左下角那方印是朱文篆书，但范宽的传世作品里没有朱文印。他的印都是白文。而且这方印的篆书线条太圆太匀，不像北宋的印风，像清代仿刻的。”
何伯庸点了一下头，把照片翻到背面。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原装老裱，日本回流。”
“卖方说这是日本回流的。老裱，装裱材料是宋代的。所以我找你来确认画心。”
姜建军又看了一眼照片上的画心。皴法的确模仿了范宽的雨点皴，但雨点的大小太均匀了，排列过于整齐。真正的范宽雨点皴是自然错落的，有大有小，有些重叠有些分散。这幅画上的雨点像用模板敲上去的。
“画心也是仿的。仿得不错，但不是宋。大概明末清初的东西，后人加了款印冒充范宽。真迹不可能这个价，三万买不到范宽的一片绢。”
何伯庸把照片收回去放进信封。“卖方明天下午来。你跟我一起见。”
“我？”
“你。婉儿也来。你们两个坐旁边看，不用说话。我来谈。”
姜建军愣了一下。他来美华楼快两年了，何伯庸很少让他参与正经的鉴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后院洗瓶子、擦柜子、给铁子打下手。偶尔有客人来买东西，何伯庸会让他去招呼，但真正的鉴定生意，他从来都是在旁边端茶倒水的那个。
“行。”他说。
“别光说行，”何伯庸从抽屉里摸出老花镜戴上，“明天穿干净点。你那件灰毛衣，袖口都起球了。”
“那是羊绒的。”
“羊绒起球也是起球。”
铁子在后门口喊了一声：“姜建军你毛豆还剥不剥了？”
“你剥吧，我明天要见客。”
“见客？见什么客？你连对象都没有。”
姜建军没理他，转身上了楼。他住在美华楼二楼靠里的一个小房间，原来是堆杂物的，何伯庸让人收拾出来给他住。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对着后院的天井。夏天的时候有点闷，但冬天很暖和，因为暖气管道从旁边过，整面墙都是温的。
他从衣柜里翻出那件灰毛衣，看了看袖口。确实起球了。他又翻了翻，找出另一件深蓝色的，试了试，领口有点松。最后他决定明天穿那件藏青色的夹克，里面配白衬衫。他把衬衫找出来，发现领子上有一小块酱油渍。他拿到洗手间搓了半天，搓不掉，最后用剪刀把那块剪了，反正领子翻进去看不见。
第二天下午，卖方准时到了。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深灰色风衣，手里提着一个长条形的锦盒。他进门之后先跟何伯庸握了手，自报姓方，从东京来。
“何先生，久仰久仰。”方先生说话带着一点福建口音，语速很快，“这幅画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托我带来的，他在日本收了二十年画，这个是压箱底的东西。”
何伯庸笑了一下，那种笑法很微妙，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眼睛没动。“方先生坐。喝茶。”
铁子端了三杯茶上来。一杯给方先生，一杯给何伯庸，一杯给自己。姜建军看了他一眼，铁子耸了耸肩，又回去倒了一杯。
锦盒放在桌上打开，取出那幅立轴，在桌面上缓缓展开。
姜建军坐在侧面的椅子上。按照何伯庸的吩咐，他不说话，只是看。
画展开的瞬间，他的视线先落在装裱上。老裱是真老裱，包浆自然，绫边有磨损和褪色，这种程度的氧化不是短时间能做出来的。但画心的绢面跟装裱的接口处有不明显的接缝——新绢跟旧裱之间的颜色过渡太均匀了，正常的旧画揭裱会有轻微的错位和补绢痕迹，这幅画没有。画心是后配的。
他又看了几处细节。画心上有一个极小的虫蛀洞，洞的边缘很干净，没有那种经过岁月积累的灰痕。这个洞是后做的。做得很细，但假的就是假的。
林婉儿坐在他对面。
她今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很素净。她的目光落在画的右下角一方小印上。那方印很小，印文模糊，姜建军之前没注意到。何伯庸正跟卖方聊着画的历史，从范宽的生平聊到北宋的山水画派，又聊到日本藏家的传承脉络。方先生讲得头头是道，何伯庸听得津津有味，两个人你来我往，像在说相声。
林婉儿忽然轻声说了一句：“这方印跟台北故宫藏的那幅《溪山行旅图》右下角的印是一样的。”
姜建军看了她一眼。
她继续说：“但《溪山行旅图》上的印是半印，下半截被裁掉了。这幅画的印是完整的。完整的半印，说明印是后人补的。”
姜建军又看了一眼那方印。他之前没往这个方向想，但林婉儿说得对。《溪山行旅图》他见过图片，右下角确实有一方半印，是明代收藏家的印，下半截被裁掉了。这幅画上的印完整无缺，印文也清晰可辨，显然是照着半印补全的。
方先生正在跟何伯庸谈价格，没注意到他们这边的低声对话。何伯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从林婉儿脸上掠过，没有停留。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姜建军注意到他放茶杯的时候，杯底在桌面上磕了一下，声音比平时重了那么一点点。
那是何伯庸表示“知道了”的方式。
接下来四十分钟，何伯庸跟方先生进行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谈判。他没有直接说画是假的，而是先聊了二十分钟的日本茶道，又聊了十分钟的纽约天气，再聊了五分钟的福建土楼。方先生被绕得云里雾里，最后何伯庸说了一句：“画不错，但我最近不收绢本。你回东京之前可以问问别的买家。”
方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把画重新卷好放回锦盒。他走的时候还跟何伯庸握了手，说下次来纽约再拜访。
门关上之后，何伯庸转过身来看着姜建军和林婉儿。
“你们各看出了什么？”
姜建军说了接缝和绢面颜色的推断。林婉儿说了印的完整性问题。何伯庸听完点了一下头，从柜子里拿出两张纸分别递给他们。
“你们说的都对。但这幅画还有一个问题——”
他顿了一下。何伯庸说话有个习惯，讲到关键的地方会停一停，像是在等对方自己把答案说出来。姜建军刚来的时候不适应，总觉得他是在卖关子。后来他发现何伯庸是真在等，他想看看你能不能接住。接不住，他就自己说；接住了，他就点点头，脸上那种表情像是赚了五块钱。
姜建军没接住。林婉儿也没接住。
何伯庸等了三秒，说：“画心的雨点皴是用一个模板压出来的，不是手工画的。模板压在绢面上会留下很细的直线压痕。你们没看出来，是因为照片拍不出来。下次看实物的时候，找一个角度，对着光，用指腹摸皴法的边缘。如果是模板压的，会有轻微的凸起手感。”
姜建军把那张纸接过来。上面是何伯庸手绘的雨点皴局部图，旁边标注了模板压痕的位置和方向。图画得很细，每一笔都标注了角度和力度。姜建军看了半天，觉得何伯庸年轻的时候要是去当美术老师，现在应该已经评上特级教师了。
他把纸折好放进笔记本里，在旁边写了一行关键词：“模板压痕。对光摸。凸手感。”
林婉儿也把纸收好了。她收好之后问了一句：“那个方先生知道是假的吗？”
何伯庸想了想。“他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但不打算说。他带来的这幅画是日本回流的，说明上一手在日本已经做过一次鉴定，可能被定为真品。他不一定懂画，可能只是个中间人。”
姜建军坐在椅子上把今天的事过了一遍。一幅假画、一个中间人、一个模棱两可的价格。三万美金对他来说不算多，但对一个普通的中间人来说可能是他两年的收入。这幅画从日本流到纽约，中间经过了几道手，每一道都可能加了一层“真”的标签。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蹲了一会儿。
这是他来美华楼之后养成的习惯。在后门口蹲着，看看街对面的邮筒，看看天井里的那棵歪脖子树，看看路过的猫和狗。何伯庸从来不问他为什么蹲着，铁子倒是问过一次，他说“你蹲那儿跟个石狮子似的”。姜建军说石狮子还看门呢，你懂什么。
林婉儿过了一会儿也出来了，蹲在他旁边。
两个人看着街对面邮筒上的灰猫，谁也没说话。那只灰猫是这一带的常客，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邮筒上，趴着睡觉，偶尔抬头看看路过的人，然后又趴回去。姜建军觉得这只猫跟何伯庸有点像，都是那种“我在呢，你别惹我”的气场。
过了好一会儿，林婉儿说了一句：“我爷爷说你学东西很快。今天看下来，确实快。”
“你也不慢。”姜建军看着猫说。
“我十岁开始跟周老师看瓷片。看了八年，才敢说一个‘假’字。”
“那你比我强。我八岁的时候只敢说‘这个碗值一碗阳春面’。”
林婉儿笑了一下，没有出声，但她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姜建军侧头看了她一眼，她正抿着嘴把笑意压下去。
他觉得何伯庸选孙女的标准跟老张选徒弟一样——都不看嘴上说什么，看手上怎么做。
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了。美华楼的灯亮起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叠在门口那块深灰色的挡水木板上。
铁子从后厨端了一碗菜出来放在柜台上，喊了一声：“吃饭了。”
两个人站起来，一前一后进了屋。
那天晚饭吃的是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铁子烧的红烧肉是一绝，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何伯庸说他要是去开餐馆，美华楼可以直接关门。铁子说那不行，开了餐馆谁给你做饭。何伯庸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没再提。
饭桌上何伯庸问林婉儿：“你那个印的判断，是从哪儿学的？”
林婉儿夹了一块肉，说：“台北故宫那幅《溪山行旅图》我看过图片。那方半印是明代耿昭忠的收藏印，原印是方的，但画在流传过程中被裁过，印就剩了一半。后来有人仿这幅画，会把半印补全，但不知道原印是什么样子，就照着半印的样子补。补出来的印，篆书笔画的收尾是断的，因为没有参考。”
何伯庸点了点头，对姜建军说：“听见没有？这就是细。”
姜建军扒了一口饭，说：“我细了，但我细的是接缝。”
“接缝是基本功，印是进阶。”何伯庸端起汤碗喝了一口，“你们两个互补。以后一起看东西。”
铁子插了一句：“那我呢？”
何伯庸看了他一眼：“你负责做饭。”
“我也能看东西。”
“你看什么？上次让你看那批盘子，你说那个青花是康熙的，结果是光绪的。”
“那不都是清朝的吗？”
“光绪跟康熙差两百多年呢。”
“两百多年怎么了？不都是清朝的？”
何伯庸没再理他，继续喝汤。
姜建军低头吃饭，心里在盘算一件事。今天看画的时候，他注意到方先生有一个小动作——每次何伯庸提到价格，方先生都会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左手腕。手腕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表，没有手串。但他就是会看一眼。
这个动作姜建军见过。以前在琉璃厂的时候，老张教过他，人在紧张或者犹豫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找一个锚点。有的人摸耳朵，有的人看手表，有的人抠指甲。方先生看的是一只不存在的手表。
说明他以前是有手表的。而且那块表很重要。
他抬头看了一眼何伯庸。何伯庸正跟林婉儿聊台北故宫的藏品，没注意到他。姜建军想了想，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吃完饭，姜建军去后院洗碗。铁子在旁边擦灶台，一边擦一边哼歌。他哼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调子跑到八里地以外了，但铁子浑然不觉，唱得很投入。
姜建军把碗放进消毒柜，靠在灶台边上，看着天井里的歪脖子树。树上有一只鸟在跳来跳去，不知道在找什么。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方先生说他从东京来。但他进门的时候，风衣袖口上有一小截线头，是深蓝色的。那种蓝跟美华楼门口那批货的打包绳颜色一模一样。如果他是从东京来，手上不应该有这种线头。
姜建军把这件事也记在了心里。
他决定明天跟何伯庸说。
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跟铁子解决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铁子，”他说，“你今天炒青菜放了多少盐？”
“没放多少啊。”
“我喝了三杯水。”
“那你渴了呗。”
“我渴是因为你放盐放多了。”
“不可能。我炒菜从来不放盐。”
“那你放的是什么？”
“酱油。”
“酱油里也有盐。”
铁子愣住了。他想了半天，说：“那我明天少放点酱油。”
姜建军叹了口气，转身回了房间。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美华楼的灯还亮着，照着门口那块深灰色的挡水木板。他坐在床上，翻开笔记本，把今天的事记了一遍。
写到最后，他加了一行：“方先生的线头。蓝色。跟打包绳一个色。”
然后他合上本子，关了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楼上不知道谁在走路，咚咚咚的，像在敲鼓。他听了一会儿，觉得那个节奏有点像心跳。
慢慢地，他睡着了。
（以下为扩写部分）
第二天早上姜建军是被铁子的剁肉声吵醒的。铁子剁肉有个特点，他不是匀速剁，而是剁三下停一下，剁三下停一下，像在打摩尔斯电码。姜建军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觉得他要是去当间谍，发报员能被他急死。
他穿好衣服下楼，何伯庸已经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了。他看的是《世界日报》，繁体字，竖排版，何伯庸看的时候头会跟着字走，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像一台缓慢运转的摇头电扇。
“来了。”何伯庸头也没抬。
“嗯。”
“方先生那幅画，你觉得还有别的问题吗？”
姜建军犹豫了一下。他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把方先生从头到脚过了一遍。风衣是旧的，但料子很好，burberry的，袖口磨了边。鞋是黑色的皮鞋，擦得很亮，但鞋跟有磨损，内侧磨得比外侧厉害，说明他走路内八字。手表——不对，没有手表，但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白印，那是长期戴表留下的痕迹。表带很宽，大概是块运动表或者潜水表。
“他的表没了。”姜建军说。
何伯庸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他左手腕上有一道白印，是长期戴表留下的。表带宽度大概三厘米，可能是运动表。但他昨天没戴表。看价格的时候他下意识看了手腕一眼，说明他平时是戴表的，只是昨天没戴。”
何伯庸把报纸折起来，放在柜台上。“还有呢？”
“他风衣袖口有一小截蓝色线头。跟门口打包绳一个颜色。如果他直接从东京来，袖口上不会有这种东西。他来之前可能去过哪个仓库，或者哪个打包的地方。”
何伯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他。
“打开看看。”
姜建军打开纸袋，里面是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批瓷器，青花，盘子，大小不一。他一张一张翻过去，看到第三张的时候停住了。照片角落有一截蓝色的绳子，跟方先生袖口上的线头一模一样。
“这批瓷器是上个月到的，”何伯庸说，“从日本来的，走的也是方先生那条线。我让人查了，这批瓷器有一半是仿的，仿得不错，但有一半是真的。真的一半被他挑走了，假的一半留给我们。”
姜建军把照片放下。“所以他不是中间人。他是知道自己在卖什么的。”
“对。”
“那他昨天来，是想看看我们识不识货。”
“对。”
“他看出来我们识货了。”
“他看出来了。”何伯庸重新拿起报纸，“所以他不会再来了。但他会找别人来。方先生这个人，在东京有一个小圈子，专门做回流货。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卖，看你眼力好不好。眼力好，他就跟你做真货的生意；眼力不好，他就把假货都塞给你。”
姜建军想了想。“那我们要不要——”
“不用。”何伯庸翻了一页报纸，“他知道我识货了。下次他会带真东西来。生意就是这样，你先证明自己不是傻子，别人才会跟你做正经买卖。”
姜建军站了一会儿，把照片收好，转身去后院。铁子还在剁肉，剁三下停一下，剁三下停一下。
“铁子，”他说，“你今天剁的是什么？”
“猪肉。”
“剁猪肉干什么？”
“做狮子头。”
“你不是说今天做红烧肉吗？”
铁子停下来，想了想。“昨天做过了，今天换一个。”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
“我跟你说了你又不吃。”
“我什么时候不吃了？”
“上次你做狮子头，你说太咸了。”
“那是你盐放多了。”
“我没放盐，我放的是酱油。”
姜建军深吸一口气，决定不跟他争论了。他走到后门口，蹲下来，看那只灰猫。猫今天没在邮筒上，不知道去哪儿了。他蹲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件事。
林婉儿今天没来。
他站起来，回到屋里问何伯庸：“婉儿今天不来？”
“她今天去大都会看展。下午回来。”
“哦。”
他转身要走，何伯庸叫住他：“你等一下。”何伯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个你拿着。下周一跟我去一趟波士顿。”
“波士顿？”
“有个藏家要出手一批东西。你去看看。”
姜建军接过信封，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一张清单，手写的，字迹工整，列了二十几件东西，有瓷器、有玉器、有书画。清单最后一行写着一行小字：“看东西的时候，注意那个青花碗。碗底有一道暗裂，补过。别碰。”
他把信封收好，心里有点激动，但脸上没表现出来。他来美华楼快两年了，这是何伯庸第一次单独带他出去看货。
“那婉儿呢？”
“她也去。”
“哦。”
何伯庸看了他一眼：“你‘哦’什么？”
“没‘哦’什么。”
“那你脸红了。”
“我没有。”
“你耳朵红了。”
姜建军转身就走。他回到后院，铁子还在剁肉。他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铁子，你剁肉的时候能不能换个节奏？剁三下停一下，听着跟心跳似的。”
铁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心跳是这样的？”
“不是。”
“那你管我。”
姜建军没说话。他走到天井里，抬头看天。今天的天气很好，天很蓝，云很白，歪脖子树上的鸟还在跳。他深吸一口气，觉得波士顿那批货里，那个青花碗可能有点意思。
他又想到方先生。那个人从东京来，带了一幅假画，被何伯庸三言两语打发走了。但他走的时候没有生气，也没有尴尬，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法很坦然，像是早就知道结果。
这个人不简单。
姜建军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打算去波士顿的时候留意一下。东京那条线，早晚还会碰上的。
下午的时候，林婉儿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是一本书。她把书放在柜台上，对何伯庸说：“大都会那个展，有一件磁州窑的梅瓶，标签写的是北宋，但我看了底，胎质不对。可能到不了宋。”
何伯庸翻了一下书。“你跟谁一起看的？”
“自己。”
“没找人问问？”
“问了。一个研究员，他说标签是三十年前定的，一直没改过。”
何伯庸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林婉儿转身看见姜建军站在后门口，朝他点了一下头。
“你昨天那个线头的判断，我后来想了想，”她说，“方先生可能是从横滨来的。那批货从横滨港走，打包绳用的就是那种蓝色。东京那边一般用白色。”
姜建军愣了一下。“你去查了？”
“没有。我昨天听他说话，他提到横滨的时候，发音是‘Yokohama’，但带了一点尾音，像是关西那边的口音。关西人一般从神户或者大阪走货，但横滨也有他们的点。”
姜建军看了她一会儿。“你耳朵真好。”
“我十岁开始听瓷片的声音。听八年了。”
“那你比我强。我八岁的时候只会听隔壁打麻将。”
林婉儿笑了一下。这次她没有压住，笑出了声。声音不大，但很好听。
铁子在后厨喊：“吃饭了！”
三个人往屋里走。姜建军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天井里的歪脖子树在风里晃了晃，那只灰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趴在树杈上，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
他忽然觉得，波士顿之行可能会很有趣。
（继续扩写）
波士顿是下周一去的。
姜建军早上六点就起来了，穿了一件新衬衫——上周刚买的，优衣库，免烫，他觉得很高级。铁子看见他说：“你今天怎么穿得跟去相亲似的？”姜建军说：“你能不能盼我点好？”铁子说：“我盼你好啊，但你穿成这样，人家以为你是卖保险的。”
何伯庸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戴了一顶呢帽，看起来像民国时期从上海滩来的。姜建军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优衣库衬衫，忽然觉得有点寒碜。
林婉儿在门口等他们。她穿了一件黑色的短外套，围了一条灰色的围巾，头发扎成马尾，干净利落。她看见姜建军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说：“你今天穿得挺正式。”
“我平时不正式吗？”
“你平时穿那件灰毛衣，袖口全是球。”
“那是羊绒的。”
“羊绒起球也是起球。”
姜建军觉得这句话很耳熟。
三个人上了车。何伯庸开车，姜建军坐副驾驶，林婉儿坐后排。车上了高速之后，何伯庸说：“建军，你把那批东西的清单再看一遍。”
姜建军从包里拿出信封，把清单又看了一遍。清单上的东西他昨天晚上已经背下来了，二十几件，每一件都有详细的描述。他注意到最后那个青花碗的备注很奇怪——“碗底有一道暗裂，补过。别碰。”但清单上并没有写这个碗的年代和窑口。
“何叔，”他说，“那个青花碗，是什么年代的？”
“你自己看。”
“清单上没写。”
“所以让你自己看。”
姜建军把清单收起来。他明白何伯庸的意思了——那个碗是这次波士顿之行的真正目的。其他二十几件东西都是陪衬，这个碗才是何伯庸想让他看的。
车开了三个多小时，中间在休息站停了一次。何伯庸去买咖啡，林婉儿去洗手间，姜建军站在停车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发呆。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气球，在他面前停住了。
“你是中国人吗？”她用英文问。
“是。”
“我妈妈也是中国人。”
“哦。”
“你会功夫吗？”
“不会。”
小女孩看了他一会儿，说：“那你不会功夫，为什么站得这么直？”
姜建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女孩的妈妈走过来，朝他笑了一下，把小女孩拉走了。他站在原地，想了半天，觉得这个小女孩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鉴定师。
上了车之后，林婉儿问他：“你刚才跟那个小女孩说什么？”
“她问我是不是中国人。”
“然后呢？”
“然后问我是不是会功夫。”
“你怎么说？”
“我说不会。”
“你应该说会。”
“为什么？”
“因为她会跟别人说，停车场里有一个会功夫的中国人。这样以后别人看见中国人，就会觉得他们都会功夫。”
姜建军想了想，觉得这个逻辑好像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
波士顿的藏家住在郊区一栋大房子里。房子是维多利亚风格的，门口有一片草坪，草坪上有一棵巨大的橡树。姜建军下车的时候，看见橡树上挂着一个鸟屋，鸟屋的门上贴着一个小小的“售”字。他觉得很奇怪，但没问。
藏家姓陈，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他穿着卡其色的休闲裤和一件蓝色的牛津纺衬衫，看起来像个退休的大学教授。
“何先生，好久不见。”陈先生跟何伯庸握了手，然后看了看姜建军和林婉儿，“这是你徒弟？”
“算是。”何伯庸说。
“算是？”陈先生笑了一下，“你以前收徒弟，都是直接说‘是’。现在怎么‘算是’了？”
“因为还没出师。”
陈先生把他们领进书房。书房很大，三面墙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和瓷器。姜建军扫了一眼，看见好几件明清的青花和彩瓷，都是真品，品相很好。
陈先生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锦盒，打开，里面是一个青花碗。他把碗放在桌上，退后一步，说：“你们看。”
姜建军走到桌前。碗不大，口径大概十五厘米，青花发色偏灰，碗心有团龙纹，外壁有缠枝莲。他先看底，底足有一道暗裂，补过，补的地方用了白色的填充物，不打光看不见。他又看釉面，釉面有橘皮纹，是典型的宣德青花特征。但他注意到碗心的团龙纹——龙的眼睛画得很大，龙爪的线条很粗，跟宣德的标准器不一样。
“不是宣德。”他说。
“那是什么？”陈先生问。
“可能是正德。正德的龙纹眼睛画得大，爪子粗。宣德的龙纹眼睛画得小，爪子细。”
陈先生看了何伯庸一眼。何伯庸点了一下头。
陈先生又把碗翻过来，指着底足上的暗裂说：“这个裂，是入窑前就有的，还是出窑后有的？”
姜建军凑近看了看。裂痕的边缘很圆润，釉面在裂痕处有轻微的凹陷，说明是入窑前就有的。如果是出窑后裂的，边缘会很锋利，釉面会有崩口。
“入窑前。窑裂。”
陈先生笑了一下，对何伯庸说：“你这个徒弟不错。”
何伯庸说：“还没出师呢。”
“没出师就能看到这一层，出师了还得了？”
姜建军站在旁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耳朵又红了。林婉儿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
接下来看其他东西。二十几件东西里，有真有假，姜建军看了一半，林婉儿看了一半。两个人看法基本一致，只有一件东西有分歧——一个玉扳指，姜建军看是清的，林婉儿看是明的。
“这个扳指的玉质很白，是和田羊脂玉，”姜建军说，“清的。”
“雕工是明的，”林婉儿说，“你看这个螭龙的尾巴，明代的螭龙尾巴是卷的，清代的是直的。”
姜建军又看了一眼，发现自己看错了。他看的是玉质，林婉儿看的是雕工。玉质确实是清代的，但雕工是明代的——说明这个扳指是明代雕的，清代又重新打磨过。
“你对。”他说。
“你也不差。”林婉儿说。
陈先生站在旁边，看了看何伯庸，说：“你这两个徒弟，一个看材料，一个看工艺，挺搭的。”
何伯庸没说话，但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
中午陈先生留他们吃饭。饭桌上陈先生问姜建军：“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在琉璃厂待过。”
“琉璃厂？哪家？”
“老张的店，叫‘集古斋’。”
陈先生想了一会儿。“老张？张德厚？”
“对。”
“我认识他。二十年前我在他那儿买过一件钧窑盘子。他这个人，眼力好，脾气大。”
姜建军笑了一下。“是挺大的。”
“他收你当徒弟，没少骂你吧？”
“骂过。有一次我把一个康熙的青花看成雍正的，他骂了我三天。”
“三天？”
“第一天骂我眼瞎，第二天骂我脑子笨，第三天骂我态度不端正。”
陈先生哈哈大笑。“这确实像老张的风格。”
吃完饭，何伯庸跟陈先生去书房谈生意。姜建军和林婉儿坐在客厅里喝茶。客厅的窗对着后院，后院里有一棵苹果树，树上结满了青苹果，还没熟。
“你刚才那个扳指看得很准。”姜建军说。
“你那个碗也看得很准。”
“我是运气好。何叔昨天晚上让我看了半天宣德和正德的对比图。”
“我也是运气好。我十岁的时候，周老师让我看了三个月的螭龙纹。明代的、清代的、元代的，每天看，看到后来我做梦都是螭龙。”
姜建军喝了一口茶。“你那个周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很安静的人。从来不骂我，但也不夸我。我跟他八年，他只夸过我一次。”
“哪一次？”
“我十三岁的时候，看了一个永乐青花，说‘这个是真的’。他说‘对’。就这一个字。”
姜建军想了想，说：“何叔也没夸过我。但他今天在车上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波士顿那个碗，你重点看。’”
林婉儿看了他一眼。“这不算夸。”
“算。他以前从来不说‘重点看’。他只会说‘看’。”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苹果树在风里晃了晃，一颗青苹果掉下来，砸在草地上，滚了两圈，停了。
“那个方先生，”林婉儿忽然说，“你觉得他还会来吗？”
“会。但不会自己来。他会让别人来。”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何叔识货。他不会再亲自送假货上门，但他会找别人来试探。如果何叔收了别人的假货，他就会出现。”
林婉儿点了点头。“你脑子挺好使的。”
“我八岁的时候只会算阳春面。”
林婉儿笑了。这次笑出了声，声音清清脆脆的，像瓷片碰瓷片。
何伯庸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两个人坐在客厅里笑。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说：“走了。”
姜建军站起来。“陈先生那个碗——”
“没买。”
“为什么？”
“太贵。他要的价是正德的三倍。”
“那他觉得是宣德？”
“他觉得是宣德。但那个碗不是宣德。我告诉他了，他不信。”
姜建军想了想。“所以那个碗还在他手里？”
“对。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他会再找我。”
三个人出了门。陈先生站在门口送他们，手里拿着那个鸟屋的“售”字，不知道在干什么。姜建军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明明知道碗不是宣德，但就是不承认。
上了车之后，何伯庸对姜建军说：“你今天看碗看得不错。”
姜建军愣了一下。这是何伯庸第一次当面夸他。
“但是，”何伯庸接着说，“你漏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碗的补裂，用的是环氧树脂。环氧树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有的材料。如果是老补，应该用漆或者糯米。这个补是现代的。”
姜建军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他掏出笔记本，写了一行：“环氧树脂。五零年代。现代补。”
林婉儿从后排凑过来看了一眼，说：“你笔记本上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嗯。”
“以后可以出本书。”
“什么书？”
“《姜建军鉴定笔记》。”
“那得等何叔死了才能出。”
何伯庸在前面开车，听到这句话，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听见了。”
“那你还问。”
何伯庸没说话，但姜建军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法很淡，嘴角只往上提了一点点，但确实是笑。
车开回纽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美华楼的灯亮着，铁子站在门口等他们，手里端着一碗菜。
“吃饭了。”他说。
三个人进了屋。铁子今天做的是狮子头，姜建军咬了一口，觉得有点咸，但他没说。
（继续扩写）
从波士顿回来之后，姜建军的日子过得很规律。每天早上起来，帮铁子剁肉，然后跟何伯庸看东西，下午蹲在后门口看猫，晚上在笔记本上写总结。林婉儿隔一天来一次，来了就跟他一起看东西，两个人有时候意见一致，有时候不一致，不一致的时候就争，争到最后总有一方认输。
何伯庸从来不参与他们的争论，他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偶尔抬头看一眼，然后继续看。但姜建军注意到，每次他们争论的时候，何伯庸看的报纸那一页，从来没翻过。
方先生没有再来。但姜建军有一种预感，他还会来。这种预感在他心里像一颗种子，慢慢发芽，慢慢长大。他有时候蹲在后门口看那只灰猫，会想方先生现在在哪儿，是不是在东京的某个仓库里，把真货假货混在一起，等着下一个买家。
一个月后，方先生果然来了。但不是他自己来的。
那天下午，姜建军正在后门口跟铁子剥毛豆。铁子还是那个剥法，用大拇指一挤，豆子连蹦带跳滚进搪瓷盆里。姜建军还是那个剥法，先把豆荚两头掐掉，再顺着缝一掰。两个人还在争论谁的方法更好，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
这时候门口来了一辆车。黑色的，很干净，停在美华楼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年轻人，三十岁左右，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他走进店里，问何伯庸在不在。
何伯庸从柜台后面抬起头。“我就是。”
年轻人说：“方先生让我来的。他有一批东西，想请何先生看看。”
姜建军在后门口听到了这句话。他放下毛豆，站起来，走进店里。何伯庸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林婉儿一眼——她今天刚好也在。两个人站在柜台旁边，没说话。
年轻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平板电脑，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几十张照片。他把平板放在柜台上，说：“这是清单。方先生说，何先生可以先看照片，有兴趣的话，他再带实物来。”
何伯庸看了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平板推回去，说：“照片看不出什么。你让方先生带实物来。”
年轻人点了点头，把平板收起来。“方先生说，如果何先生有兴趣，他可以下周三带实物来。但他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想请何先生的两个徒弟一起看。”
何伯庸沉默了一会儿。“哪个徒弟？”
“两个都请。方先生说，他上次来的时候，两位小师傅都在场。他觉得两位小师傅眼力很好，想再请教一次。”
何伯庸看了姜建军一眼，又看了林婉儿一眼。两个人站在柜台旁边，脸上的表情都很平静。
“行。”何伯庸说。
年轻人走了之后，何伯庸关上门，转过身来看着他们。
“方先生这次是真货。”他说，“但他不会全带真货。他会带一半真货，一半假货。真的卖给我们，假的让我们指出来。他想看看我们到底能看出多少。”
姜建军说：“所以这次是考试。”
“对。上次是摸底，这次是考试。”
林婉儿说：“那我们怎么看？”
何伯庸从柜子里拿出三张纸，一人一张。“这是方先生可能带来的东西。我列了一个单子，每一件都有真有假。你们回去看，下周三之前把每一件的判断写下来。”
姜建军把纸接过来。上面列了二十几件东西，瓷器、玉器、书画、杂项，每一件都有详细的描述和照片。他看了第一件，是一个青花梅瓶，照片上拍得很清楚，底足的款识是“大明宣德年制”。
他抬头看了何伯庸一眼。“何叔，这个梅瓶——”
“你自己看。”
姜建军把纸折好，放进笔记本里。他回到后门口，蹲下来，继续剥毛豆。铁子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下周三要考试。
“考试？”铁子说，“考什么？”
“考看东西。”
“看东西还要考试？”
“你做饭不也要考试吗？”
“我没考过。我直接上手做的。”
“所以你做的狮子头有时候咸有时候淡。”
铁子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一周，姜建军和林婉儿每天都在看东西。何伯庸把库房里的东西搬出来，一件一件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有时候看一整天，看到眼睛发花，看到脑袋发胀。何伯庸不给他们答案，只在旁边坐着，看他们争论，看他们犹豫，看他们最后写下判断。
有一天晚上，姜建军看到半夜，实在看不下去了，走到后门口蹲着。林婉儿过了一会儿也出来了，蹲在他旁边。两个人看着街对面的邮筒，邮筒上今天没有猫。
“你紧张吗？”林婉儿问。
“有一点。”
“我也是。”
“你紧张什么？你比我强。”
“我十岁开始看瓷片，看了八年。但我看的都是瓷片，没看过这么多杂项。书画我不太懂。”
“我也不懂。何叔让我看的那几张画，我都是猜的。”
“猜得准吗？”
“不知道。等周三看结果。”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天上有星星，不多，但很亮。姜建军抬头看了一会儿，说：“你以后想干什么？”
“看东西。一直看。”
“看到什么时候？”
“看到眼睛看不见为止。”
姜建军笑了一下。“那你比我强。我想看到一半就去开面馆。”
“什么面馆？”
“阳春面。我八岁的时候说我那个碗值一碗阳春面，现在我想开个面馆，叫‘一碗阳春面’。”
林婉儿笑了。“那我去吃。”
“你来吃不要钱。”
“那不行，我得给钱。”
“你给钱我就不卖。”
“那我就站着看。”
“看什么？”
“看你煮面。”
姜建军转过头看了她一眼。她正看着邮筒，但嘴角有一个小小的弧度。他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可以记很久。
周三到了。
方先生准时到了美华楼。他这次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大箱子。箱子里装了二十几件东西，每一件都用锦盒装着，摆了一桌子。
方先生跟何伯庸握了手，然后看了姜建军和林婉儿一眼，说：“两位小师傅，又见面了。”
姜建军点了一下头。林婉儿也点了一下头。
方先生把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第一件是那个青花梅瓶。姜建军看了一眼，底足是“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发色很艳，用的是苏麻离青，有铁锈斑。但他注意到梅瓶的釉面——釉面太亮了，没有宣德瓷特有的那种温润感。他又看了底足的胎——胎质很细，但颜色偏白，宣德的胎应该偏灰。
“假的。”他说。
方先生看了他一眼。“为什么？”
“釉面太亮，胎色太白。宣德的釉面应该有橘皮纹，胎色应该偏灰。”
方先生点了点头，把梅瓶放到一边。然后他拿出第二件东西——一个玉璧。姜建军看了一眼，又看了林婉儿一眼。林婉儿说：“你先说。”
“玉质是和田青玉，雕工是战国的，但包浆不对。战国的玉璧包浆应该是温润的，这个太干。”
林婉儿说：“我同意。这个玉璧是后来做的，但做得很像。”
方先生把玉璧放到一边。然后他拿出第三件东西——一幅画。姜建军看了一眼，是一幅山水，立轴，绢本。他看了一眼左下角的印章，又看了一眼画心的皴法，然后说：“假的。跟上次那幅一样，模板压的。”
方先生笑了一下。他把画收起来，然后拿出第四件东西——一个青花碗。姜建军看了一眼，愣了一下。这个碗跟上次在波士顿看的那个很像，但釉面更润，龙纹的眼睛画得小，爪子细。
“宣德。”他说。
方先生看了何伯庸一眼。何伯庸坐在旁边，端着茶杯，没说话。
接下来看了两个多小时。二十几件东西看下来，姜建军和林婉儿的判断基本一致，只有两件有分歧，但最后都达成了一致。方先生把每一件都放到一边，没有评价，只是点头。
最后一件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姜建军愣住了。那是一个青花碗，很小，口径大概十厘米，碗心有团龙纹，外壁有缠枝莲。但那个碗的底足——他翻过来看了一眼，底足的暗裂补过，用的是白色的填充物。
“这个碗，”他说，“上次在波士顿见过。”
方先生笑了一下。“对。这个碗是陈先生的。他让我带给你们看。”
“为什么？”
“因为陈先生想通了。他承认这个碗是正德，不是宣德。他想请何先生再看看。”
何伯庸放下茶杯，走过来看了一眼那个碗。他看了很久，然后说：“这个碗的补，是现代的。环氧树脂。”
方先生说：“对。陈先生说，他愿意把碗按正德的价卖给你们。补过的地方，他愿意让价。”
何伯庸想了想，说：“行。”
方先生把碗收好，站起来。“那今天的考试，两位小师傅都通过了。”
姜建军愣了一下。“考试？”
“对。上次我来，是摸底。这次来，是考试。何先生跟我说，如果你们能看出来全部的问题，他就跟我做正经生意。如果看不出来，我就再也不来了。”
姜建军看了何伯庸一眼。何伯庸正端着茶杯喝茶，脸上没什么表情。
方先生走了之后，何伯庸关上门，转过身来。他看着姜建军和林婉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们两个，可以出师了。”
姜建军站在原地，没说话。林婉儿也没说话。两个人站在柜台旁边，看着何伯庸，像两尊石狮子。
“但是，”何伯庸接着说，“出师不代表什么都不用学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东西要看，更多的假要打。你们两个一起看，我看好你们。”
铁子从后厨端了一碗菜出来，放在柜台上。“吃饭了。”
姜建军坐下来，拿起筷子。铁子今天做的是红烧肉，跟一个月前一样，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他吃了一口，觉得很好吃。
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了。美华楼的灯亮起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拉长，叠在门口那块深灰色的挡水木板上。姜建军吃了一口饭，忽然想到一件事——
那只灰猫今天回来了。它趴在邮筒上，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
他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