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天，我十七岁。
上回说到，刘富派陈永仁来纽约“请”我，被我反手一个钓鱼执法，连人带船一起送给了FbI。船上有二十公斤c4炸药，老马提前抠了电池，炸了个寂寞。
说实话，我当时躲在仓库里，透过望远镜看到那艘船在纽约港冒出一股黑烟，然后跟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晃了晃，我心里那个失望啊，就跟拆开一包薯片发现里面全是空气一样。
“就这？”我放下望远镜，看向旁边的铁子。
铁子面无表情地说：“二十公斤c4，没电池，还不如二踢脚。”
我说：“那老马这情报也不准啊，不是说能炸飞半个码头吗？”
铁子想了想：“可能是他怕你真炸，故意抠的。”
“……老马这个人，是个人才。”
后来陈永仁被判了十五年，光头和胖瘦二人组各领了七八年。刘富在东南亚气得跳脚，我在纽约笑得打滚。但笑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刘富的威胁更让我不安。
一、一张照片
事情要从一张照片说起。
1996年3月，我收到了一封信。不是寄到我家，而是寄到陈耀祖的公司，转交给我的。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姓名，只有一个香港的邮戳，邮票上还沾着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的黄色污渍。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刘富给我寄了封恐吓信？打开一看，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艘船。不是普通的船，是一艘货船，跟我上次在纽约港见到的那艘差不多大，丑得也差不多。船身上有一个编号，NY-7421，我认不出来。船的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着工作服，看不清脸，但那个站姿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两条腿叉得跟圆规似的，双手插兜，脑袋微微往左歪。
这不是老马吗？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
“建军，这艘船下个月会到纽约。船上装的不只是货。小心。”
字迹很陌生，歪歪扭扭的，左边低右边高，每行字都是往上斜的，像喝醉了酒爬楼梯。不是陈耀祖的，不是何伯庸的，不是任何我认识的人的。
我把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是谁寄的。说实话，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字也太丑了。
我拿去给铁子看。铁子正在院子里练刀，看到我过来，把刀往树上一插，接过去看了三秒钟。
“这是老马的笔迹。”
“老马？你确定？”
“确定。我在码头看过他写的装卸单。他的字，左边低右边高，每行字都是往上斜的。你看这行字，也是往上斜的。”
我仔细一看，还真是。一个人的字可以丑，但丑得有特色，那就是个人风格了。
“老马给我寄照片？老马为什么要给我寄照片？他直接跟我说不行吗？”
铁子想了想：“可能他有不能直接说的理由。”
“什么理由？”
“比如，有人盯着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打电话给老马，没人接。我又打给码头，码头的人说老马三天前辞职了，去了哪儿不知道。
“他辞职的时候什么表情？”我问。
“表情？”电话那头的人愣了一下，“谁特么注意他什么表情啊？他就是来拿了个工资，说了一句‘我走了’，然后就走了。”
“他说‘我走了’的时候，是高兴的语气还是不高兴的语气？”
“……你神经病吧？”
我挂了电话，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
铁子看着我：“你打算怎么办？”
“找人。”
“怎么找？”
我想了想，说出了一句后来铁子经常拿来笑话我的话：“先打电话给米勒。”
铁子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出门就要找妈的小学生。
二、追踪
米勒探员现在跟我算是“正式合作”关系——我是FbI的“编外顾问”，没有工资，但有一些权限。
什么叫“一些权限”？就是我可以打电话给她，她不一定接；我可以在FbI大楼里走动，但不能进机密区域；我可以查阅一些案件资料，但都要她签字。
说白了，就是个高级跑腿的。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有照片。
我拿着照片去找米勒，她一看到照片上的船，表情就变了。
“这艘船，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给我寄了照片。”我没提老马。
米勒盯着我看了三秒钟，那眼神就跟审犯人似的。但我不怕，我被她审惯了。
“姜建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米勒姐，我瞒你的事多了，你问的是哪一件？”
米勒翻了个白眼，拿起电话开始查。
三天后，她回话了。
“那艘船叫‘东方之星’，注册地在巴拿马，实际船东是一家香港公司。那家香港公司的法人代表，你猜是谁？”
“刘富？”
“不对。刘富不会用自己的名字注册公司。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陈永仁。”
“陈永仁？那个已经在监狱里的陈永仁？”
“对。但公司注册是在他被抓之前。公司还在，船还在，生意还在做。”
我脑子转得飞快：“也就是说，陈永仁虽然进去了，但他的公司还在正常运作？”
“对。”
“谁在替他管？”
米勒摇了摇头：“不知道。查不到。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很复杂，套了好几个离岸公司，最后的实际控制人查不出来。”
“查不出来？你们可是FbI啊。”
米勒瞪了我一眼：“FbI也不是万能的。你以为我们是电影里的那种？想查谁就查谁？我们查个电话记录都要走流程，走完流程黄花菜都凉了。”
我想了想：“那你们FbI跟电影里的有什么区别？”
米勒想了想：“我们的枪是真的。”
“……就这？”
“还有，我们真的会填很多表。”
我沉默了三秒钟。
好吧，现实永远比电影骨感。
我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陈永仁是刘富的手下，他的公司背后就是刘富。刘富的船下个月要到纽约，老马给我寄了照片然后失踪了。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决定去码头看看。
三、码头之夜
铁子陪我去的。
晚上十点，纽约港，静悄悄的。说“静悄悄”不太准确——远处有机器轰鸣声，海鸟在叫，海水拍打着码头，偶尔有船鸣笛。但就是那种没有人的静，让人觉得背后发凉。
我们找到了老马以前工作的那个泊位。泊位上停着一艘货船，船上的灯亮着，但甲板上没人。老马的工具箱还在，锁在储物柜里。
铁子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根铁丝。
“你还会这个？”我小声问。
“侦察兵的基本功。”
铁子把铁丝捅进锁孔，转了转，拧了拧，前后不到五秒钟，锁“咔嗒”一声开了。
我当时就震惊了：“五秒？”
“慢了。”铁子皱了皱眉，“手生了。”
“……”
工具箱里有一本笔记本，一个手电筒，半包烟，一张皱巴巴的码头通行证，还有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没有贴邮票，说明没寄出去。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老马的字还是那样，左边低右边高，每行字都是往上斜的。而且可能是写得急，字更丑了，有些地方我连蒙带猜才读出来。
“建军：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是走了。我要去一个地方，办一件事。如果办成了，我回来找你。如果办不成，你就当没认识过我这个人。
那艘‘东方之星’上，装的不只是货。还有一些人。那些人不是船员，也不是乘客。他们被关在集装箱里，从香港运过来。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肯定不是好事。
我本来想报警，但警察里有他们的人。我只能找你。照片是我拍的，信是我写的。你小心。
另外，你欠我的那顿酒，恐怕要等我回来再喝了。先记着。
老马”
我把信读了两遍，手有点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生气。
老马去查那艘船了。他一个人去的。这个老东西，五十多岁的人了，头上还有伤，一个人跑去查偷渡，他怎么想的？
“铁子叔，”我说，“老马有危险。”
“我知道。”
“我们得找到他。”
“怎么找？”
我想了想：“从‘东方之星’入手。船下个月才到，但老马可能已经在船上了。”
“你是说，他混上了船？”
“有可能。他以前是装卸工，对码头很熟。混上一艘船，对他来说跟回家一样。”
“那他现在可能在海上。”
“对。”
“那我们怎么找他？”
“等。”
“等什么？”
“等船来。”
铁子沉默了五秒钟，然后点了点头。他从不说“好”或者“行”，他点头就是同意。铁子是那种话少到让人觉得他每个月都在省话费的人。
四、等船的日子
等船的那个月，是我十七年来最难熬的一个月。
白天我去诊所跟朱秉璋学针灸，晚上回家练功、学阵法，周末去FbI那边当我的“特别顾问”。看起来挺忙的，但脑子里全是老马。
林婉儿看出来我不对劲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发呆，她端了一碗汤圆过来，放在我旁边。
“你最近话变少了。”她说。
“是吗？”
“是。以前你三句话里有一句是废话，现在五句话里才有一句。”
“……那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她想了想：“进步了。废话少，金句多。”
我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她在我旁边坐下，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林婉儿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她不会在你不想说话的时候逼你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
“你发呆的时候，眉心是皱着的。你平时发呆不皱眉。”
“……你观察我多久了？”
“从住到你家那天开始。”
“两年？”
“对。”
我看着她：“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观察我？”
她想了想：“也不是每天。你洗澡的时候我不观察。”
“……”
我决定换个话题：“汤圆好吃。”
“我妈包的。”
“你妈来了？”
“来了。在你家厨房。”
“我爸妈知道吗？”
“知道。你妈在帮忙。”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林婉儿的妈妈和我妈正在包汤圆，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关系好得像亲姐妹。
我突然觉得，这个家越来越热闹了。
五、船来了
一个月后，“东方之星”到了纽约港。
那天是周五，我刚从学校回来，书包还没放下，铁子就打电话来了。
“船到了。”
三个字，挂了。
铁子就是这样，多说一个字会死。
我骑上自行车就往码头赶。到了码头外面，铁子已经在等我了，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色工装，脚上蹬着作战靴，背上背着一个包，包里鼓鼓囊囊的。
“包里装的什么？”我问。
“工具。”
“什么工具？”
“救人的工具。”
我发现铁子这个人，你跟他说十句话，他能用五个字回答，而且每个字都跟没说一样。
晚上十一点，船靠岸了。甲板上有人走动，但不多。我拿着望远镜观察，没看到老马。船上的人来来往往，有穿制服的船员，有穿便装的人，但就是没有老马那圆规一样的站姿。
“会不会他没在船上？”铁子问。
“不一定。可能他在集装箱里，出不来。”
“那我们要上船。”
“怎么上？”
铁子从包里掏出两套码头工人的制服，递给我一套。
我愣了一下：“你早就准备好了？”
“侦察兵的基本功。”
“你是不是什么都会？”
“差不多。”
“……你这个人，真的很谦虚。”
“谢谢。”
我们换好制服，从码头侧面的围栏翻进去。铁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人跟做贼似的，猫着腰，贴着集装箱走。码头很大，灯光昏暗，到处都是集装箱和叉车，像一座迷宫。
铁子走得很慢，每到一个拐角都会先探头看一眼，确认没人再走。我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我学得很不像——他走路像猫，我走路像穿了拖鞋的企鹅。
我们走了一条没有人的路，绕到“东方之星”的侧面。
船靠在码头边，舷梯放下来了，但有两个人在看守。两个人都是亚洲面孔，穿着黑色夹克，站在舷梯两侧，嘴里叼着烟，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来扫去。
“怎么办？”我低声问。
铁子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些液体在手帕上。
“这是什么？”
“乙醚。捂住口鼻，十秒就倒。”
“你连这个都有？”
“侦察兵的基本……”
“行了行了，我知道。”
铁子猫着腰，从阴影里绕到那两个看守身后。他的动作很轻，脚落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我在十米外看着，大气都不敢出。
铁子先捂住左边那个的口鼻。那人挣扎了两下，像一条被拍上岸的鱼，抖了抖，然后软了下去。右边那个听到动静，转过头来，还没来得及叫出声，铁子另一只手已经把沾了乙醚的手帕捂在他脸上。
前后不到五秒，两个人全倒了。
铁子把他们拖到阴影里，用绳子绑好，嘴里塞上布条。
“走。”
我们上了船。
六、集装箱里的人
船上的集装箱有上百个，堆得跟积木似的，一个一个找，找到天亮也找不完。
但老马在信里说，那些人被关在集装箱里。什么样的集装箱能关人？必须有通风口，不然会闷死。这就好比你不能把一个人关在冰箱里——哦不对，冰箱也有通风口，但那是用来制冷不是用来呼吸的，反正道理差不多。
我们沿着甲板找，找那些有改装过的通风口的箱子。
找了二十分钟，铁子停在一个集装箱前面。
“建军，你看。”
我凑过去看。这个箱子跟别的箱子不太一样——它的侧面有几个小孔，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像蜂窝一样。不仔细看，以为是生锈的痕迹。但仔细看，是钻出来的通风孔，孔边上还有金属碎屑，说明是刚钻不久。
铁子用撬棍撬开了箱门。
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铁子打开手电筒，光照进去。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集装箱里关着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都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堆被塞进箱子里的旧衣服。眼睛被蒙着，嘴巴被胶带封着，手腕和脚腕被塑料扎带绑着，绑得很紧，有些人手腕上都勒出了血印。
有的已经昏迷了，有的还在挣扎，发出“呜呜”的声音。
最里面的那个人，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克，头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有血迹。
老马。
他的脸上有伤，嘴角破了，左眼肿得跟核桃似的，整个人靠在箱壁上，一动不动。
“老马叔！”
他没反应。
我冲过去，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气，很微弱，但还有。
“铁子叔，快！”
铁子冲进来，先割断老马手上的扎带，然后撕掉他嘴上的胶带。老马的嘴被胶带封了太久，撕下来的时候带下一层皮，血珠子渗了出来。
他喘了一口气，声音很虚弱：“建军……你们来了……”
“别说话。”
我检查他的伤势。头上的伤口不深，但流了不少血，绷带都浸透了。手臂上有淤青，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被人用棍子打过。肋骨处有压痛，我一碰他就龇牙，可能有骨裂。
我从兜里掏出银针，在他的合谷、内关、足三里几个穴位扎下去，帮他稳住了气血。
朱秉璋要是知道我随身带着银针去救人，肯定又要骂我：“你当你是行走的急诊室啊？”——但他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行走的急诊室，银针、创可贴、碘伏、速效救心丸，兜里全有。
“铁子叔，报警。”
铁子掏出手机，拨了911。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警笛，是脚步声。
很多人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
七、对峙
来的人不是警察，是船上的船员。领头的是一个高个子白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脖子上纹着一条龙，龙的尾巴一直延伸到下巴，看着像个非主流。他手里拿着一把霰弹枪，枪管在灯光下反着冷光。他身后跟着七八个人，有的拿刀，有的拿棍子，有的拿枪，跟演黑帮电影似的。
“你们是谁？”他用英文问，声音很冷。
我站起来，挡在老马前面。
“FbI。”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稳。
高个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很夸张，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笑声在集装箱之间回荡。
“FbI？你？一个小孩？”
我从兜里掏出米勒探员给我的“顾问证”——不是正式的FbI证件，但看起来很像。上面有FbI的徽章，我的照片，以及一行小字：“特别顾问”。
高个子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他不知道“特别顾问”是什么意思，但他认识那个徽章。在美国，你不一定知道FbI特别顾问是干什么的，但你一定知道，惹FbI没好事。
“你们在船上藏了人。”我说，“偷渡。这是联邦重罪。每人每项罪名最高判十年，你们这里十三个人，我帮你算算——你数学好吗？”
高个子的手在发抖，但他没有放下枪。
“放下枪，”我说，“我可以跟法官说你是配合调查的。”
“我不信你。”
“你可以不信我。但你看看周围。”
高个子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
什么都没发生。
但在他看四周的那一瞬间，铁子动了。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那速度快得不像话，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动的。左手抓住霰弹枪的枪管往上一推，右手一掌切在高个子的喉咙上。高个子“呃”了一声，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枪掉在地上，整个人往后倒。
铁子接住霰弹枪，枪口对准其余的人。
“谁动，谁死。”
那七八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他们手里也有武器，但没人愿意当第一个吃子弹的人。
远处的警笛声越来越近。
FbI到了。
八、善后
米勒带着人冲进来的时候，我还站在集装箱门口，手里攥着银针，身上全是汗。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铁子一眼，又看了倒在地上的高个子一眼，又看了那七八个举手投降的船员一眼。
“姜建军，”她的语气很平静，但我能听出平静下面的火山，“你在我的案子里，又在搞什么？”
“米勒姐，不是搞，是在救人。”
“救人？”
“对。集装箱里有十三个偷渡客，还有一个被打伤的码头工人。”我指了指里面，“你自己看。”
米勒走进集装箱，手电筒的光扫过那些蜷缩着的人。她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凝重，从凝重变成了沉默。
她走出来，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然后FbI的人开始行动了——解救人质、控制船员、封锁现场。
米勒站在我面前，双手叉腰：“姜建军，你怎么知道这艘船上有偷渡客？”
“有人给我寄了照片。”
“谁？”
“我不能说。”
米勒盯着我看了五秒钟，那眼神跟x光似的，恨不得把我全身骨头都照一遍。
“姜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是在妨碍司法？”
“米勒姐，我这是在帮你破案。”
“你帮我破案？你知不知道你擅自上船，万一出了事，我都要负责任？”
“但没出事啊。”
米勒深吸一口气，我能在她脸上看到那种“想骂人但骂不出来”的表情。这种表情她对我用过很多次了，我都很熟悉了。
“你等着，”她说，“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给我交代清楚。”
“好。”
“还有，把你那个‘特别顾问’证还给我。”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特别麻烦顾问’。”
“……好吧。”
九、老马的“功劳”
老马被送进了医院。
头上的伤缝了七针，肋骨有两处骨裂，手臂上的淤青需要两周才能消退。但他活下来了。
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左眼还是肿的，嘴角贴着一块纱布，看起来惨不忍睹。
“建军，”他的声音很沙哑，“谢谢。”
“不谢。你救了自己。”
“要不是你们来，我可能就……”
“别说了。”我在床边坐下，“老马叔，你为什么要自己上船？为什么不先跟我说？”
“我怕来不及。那船到了纽约，人就被运走了，再也找不到了。”
“那你可以报警。”
“警察里有他们的人。我不信。”
“那你可以找我。”
“找你？你才十七岁。”
“十七岁怎么了？你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老马愣了一下，想了想：“在越南打仗。”
“那我也在打仗。”我说，“打的是不一样的仗，但都是打仗。”
老马看着我，沉默了很久。他的左眼肿得只能眯着，但右眼很亮，亮得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建军，”他说，“你这个人，跟你外公一个样。”
“你也认识我外公？”
“不认识。但听说过。老陈当年在香港，也是这样——不怕死，不怕事，什么都敢管。”
“那他现在老了。”我说，“我还没老。”
老马笑了，笑得很苦。他一笑，嘴角的纱布就往外渗血，但他还是笑了。
后来米勒来医院做笔录，问我老马怎么会在船上。
“他自己上去的。”我说，“他收到消息，说这艘船上有人被偷渡，他想救人。但他一个人不够。”
这是我跟老马串通好的说辞。不能让FbI知道老马是在“查案”，不然他会惹上麻烦。说他是在“救人”，就没问题。
米勒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知道我在说谎，但她不想拆穿。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打击刘富的船。
偷渡客被解救出来，一共十三人，来自福建。他们被蛇头骗了，说能带他们去美国赚钱，结果被关在集装箱里运了半个月。有两个人差点死在路上——一个因为脱水，一个因为缺氧。
老马救了他们的命。
但老马自己，差点死在那里。
十、谁是内鬼
偷渡客的事上了新闻。
“十三名华人偷渡客被困集装箱，FbI及时解救”——这是第二天的头条。新闻里配了一张照片，是FbI探员护送偷渡客下船的画面，米勒走在最前面，表情严肃，看起来很威风。
但有一件事，新闻没报。
米勒后来告诉我，“东方之星”在到达纽约之前，曾经在另一个港口停靠过。那个港口有海关检查，但检查记录显示，那批集装箱是“空箱”。
“空箱？”我皱了皱眉，“里面有十三个人，是‘空箱’？”
“对。检查记录上写的。”
“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过的。”
“对。”
“谁打的招呼？”
“查不到。”米勒的表情很难看，“但很有可能，是海关内部的人。”
警察里有他们的人。
老马说得对。
我开始查。不是查海关，而是查FbI。
因为米勒还告诉我另一件事——陈永仁被抓之后，本来应该被转移到联邦监狱。但在转移的路上，他的车被拦了。拦车的是一辆黑色SUV，没有车牌，下来三个人，穿得像警察，但证件是假的。
他们把陈永仁带走了。
陈永仁跑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三天前。”
“三天前？你现在才告诉我？”
“我也是刚知道的。”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知道转移路线的人有多少？”
米勒想了想：“不多。我、宋建华、我的上司、两个押运特工，还有FbI纽约办公室的另外三个人。”
“七个人。”
“对。”
“这七个人里，谁最有可能？”
米勒看着我：“你在怀疑FbI内部有内鬼？”
“老马说警察里有他们的人，海关里已经有他们的人了，FbI里为什么不能有？”
米勒沉默了。
十一、阵法，又见阵法
我决定用阵法来查。
不是困龙阵，不是迷踪阵，而是一个新的阵法——老张去年刚教我的，叫“明心阵”。
明心阵的作用是：让进入阵中的人，更容易说出真话。
不是催眠，不是逼供，而是一种“引导”。人在阵法里，会觉得周围的氛围很放松，很安全，警惕性会降低，话会变多。
老张说这玩意儿的原理是“利用环境气场降低人的心理防御”。我觉得这就是“制造一个让人放松的聊天环境”。区别在于，普通的聊天环境需要咖啡、沙发、轻音乐；明心阵只需要几枚铜钱和一张符。
说白了，就是把心理学的套路用玄学的包装做出来。效果一样，但听起来更高级。
我在FbI纽约办公室的茶水间里布了一个明心阵。
为什么选茶水间？因为所有人都会来茶水间喝水、喝咖啡、吃零食。在这里待上几分钟，阵法就起作用了。
我找了一个借口去FbI办公室——送“顾问报告”。米勒让我写的一份关于亚洲文物走私的分析报告，我写完了，顺便送过去。
到了办公室，我先把报告交给米勒，然后说：“我能用一下茶水间吗？有点渴。”
“去吧。”
我走进茶水间，趁没人注意，把五枚铜钱放在五个关键位置——冰箱后面、饮水机下面、咖啡机旁边、微波炉上面、窗台上。
然后我把一张明心符贴在窗帘的背面。
阵法，成了。
十二、茶水间的对话
我在茶水间待了一会儿，倒了杯水，坐在角落里，开始观察。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探员，二十多岁，金发，穿着FbI的夹克，夹克上别着工牌，名字叫艾米丽。她接了一杯咖啡，坐在我对面，冲我笑了笑：“你就是那个‘特别顾问’？”
“对。”
“你多大？”
“十七。”
“十七就能当FbI顾问？你爸是谁？”
“我爸是外交官。”
“难怪。”她喝了一口咖啡，“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高中打排球。你倒好，已经跟我们在一个办公室了。”
她聊了几句就出去了。没什么异常。
第二个进来的是一个中年男探员，四十多岁，秃顶，戴眼镜，肚子大得能把衬衫扣子崩开。他拿了一个甜甜圈，坐在角落里，一边吃一边看手机，全程没抬头，也不看人。
这种人不爱说话，阵法对他作用不大。而且看他那吃甜甜圈的专注程度，我觉得他心里只有甜甜圈，根本没有内鬼的事。
第三个进来的，是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人。
三十多岁，瘦高个，黑头发，棕色眼睛，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看起来像个正经人。他走进茶水间的时候，先扫了一眼房间——不是普通的“看看谁在”，而是一种快速的、系统性的扫描。左、中、右、上、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或者确认什么东西在不在。
我注意到了。
正常人进茶水间，第一眼看的是咖啡机，第二眼看的是冰箱里的吃的。他先看的是角落、门后、窗台。
这是在确认安全。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假装没注意他。
他倒了一杯咖啡，站在窗边喝。背对着我，但我能看到他的侧脸。
他的侧脸，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从太阳穴延伸到颧骨，像一条细线。
那不是普通的外伤疤痕。外伤疤痕通常是不规则的，这道疤很直，很细，像是被手术刀切开的。
那是一种……手术疤痕。
什么手术会在太阳穴位置留下疤痕？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整容手术。
他不是在“整容”，他是在“改头换面”。
这个人的身形、站姿、手指的长度和比例，让我想起了什么。
我以前见过这个人。
在哪儿见过？
我想了很久，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一个个画面。刘富的长岛别墅，门口的车道，两辆车，几个人……
突然，画面定格了。
两年前，在刘富的长岛别墅门口，那个开车门的人。
不是黑口罩男人——那是陈永仁——而是另一个。站在刘富身后，拎着包的那个，穿着一件灰色风衣，表情淡漠，像一根电线杆。
我当时只看了一眼，没在意。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的脸，跟眼前这个人，有七分像。
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整容了。
但眼睛改不了。眼神改不了。
他的眼神，跟两年前一模一样。
阴鸷、冰冷、像毒蛇。
十三、指认
我走出茶水间，找到米勒。
“那个穿深蓝色西装的人是谁？”我问。
米勒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陈志远。新来的分析师。怎么了？”
“他不是分析师。”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认识刘富。”
米勒的脸色变了：“什么？”
“我两年前在刘富的别墅门口见过他。他当时站在刘富身后，拎着包。”
米勒沉默了五秒钟。这五秒钟里，她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愤怒，从愤怒变成了冷静——一种要杀人的冷静。
“你确定？”
“我确定。”
米勒转身走进她上司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十五分钟后，她出来了，脸色很难看。
“建军，”她说，“陈志远的人事档案是假的。他的身份是伪造的。”
“那他是谁？”
“我们还在查。但他已经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二十分钟前请假离开，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没回来。”
我骂了一句脏话。那个脏话是我在学校学的最脏的一句，平时我都不好意思说，但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
内鬼跑了。
十四、追
“他跑不远。”我说，“他的车还在停车场吗？”
米勒让同事查了一下，同事很快回了话：“在。黑色本田雅阁，停在b2层。”
“那他还在附近。他可能等下班的时候混出去。”
“我们怎么办？”
“封锁大楼。但不要声张。”我说，“让他以为你们没发现，他自己会露出马脚。”
米勒点了点头，开始部署。她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硬。
我去了停车场。
b2层，角落里，一辆黑色本田雅阁，普普通通，混在车海里根本认不出来。我蹲下来，在车底下贴了一张引路符——跟四年前贴克莱恩车底的那种一样。
然后我在附近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蹲在两根柱子之间，等着。
等了快四十分钟，我的腿都蹲麻了，终于看到了他。
陈志远——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出现了。
他换了一身衣服，穿着一件灰色夹克，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低着头，快步走向他的车。他走路的姿势跟刚才在茶水间里不一样了——刚才他走路很从容，步子很大；现在他走路很急，步子很小，像是在赶路，又像是在躲人。
他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车子开出了停车场。
我跟在后面。不是走路，是坐铁子的车。铁子在FbI大楼外面等我，他今天开了一辆灰色的福特，是他一个朋友的，外观跟普通的家用车一模一样，不惹眼。
“跟上前面的黑色本田。”我说。
铁子没问为什么，一脚油门跟了上去。他开车很稳，跟陈志远的车保持着一百多米的车距，既不会跟丢，也不会被发现。
开了大概十分钟，铁子说了一句话。
“这人开车很专业。”
“什么意思？”
“他变道不打灯，过路口看后视镜，连续转了三次弯。”铁子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他在确认有没有人跟踪。”
“那他发现我们了吗？”
“没有。我走的路线跟他不一样，他看不见我。”
“你怎么做到的？”
“侦察兵的基本功。”
“……你能不能换个词？”
铁子想了想：“行车追踪的基本操作。”
“……还是原来的吧。”
十五、老巢
陈志远开了四十分钟，到了新泽西的一个工业区。
这地方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地方——全是废弃的工厂和仓库，路坑坑洼洼的，路灯坏了一半，有的电线杆都歪了。远处有一只野狗在叫，叫声在空旷的厂房之间回荡，听得人心里发毛。
他把车停在一栋灰色的仓库前面，下车，看了看四周，然后走了进去。他进去之前回头看了一眼，但铁子提前把车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他没看到我们。
铁子把车停在不远处的一个拐角，关掉引擎。
“建军，这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但他的老巢。”
我们等了几分钟，确定周围没人之后，下了车。猫着腰，贴着墙根走，绕到仓库侧面。铁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发现铁子走路的时候，他的影子不会发出声音——这不是修辞，是真的——他落脚的时候，会刻意把脚从外向内翻，让脚掌外侧先着地，减少脚步声。
我学着他的样子，但效果很差——我落脚的时候，那声音跟穿拖鞋踩地板似的。
仓库的窗户是破的，玻璃碎了一半，剩下的也全是裂纹。从窗户往里看，能看到里面的情况。
仓库里堆满了木箱子和铁桶，角落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摊着几张图纸。里面有四个人：陈志远，还有三个我不认识的。一个胖子，穿着背心，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粗得能拴狗；一个矮个子，秃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像个账房先生；还有一个高个子，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胳膊上全是纹身，看着像个打手。
胖子坐在一堆箱子上面，矮个子在翻一个文件柜，高个子站在门口望风。
我听到陈志远说：“FbI那边待不下去了。明天就走。”
“去哪儿？”胖子问。
“香港。刘先生安排好了。”
“那这儿的货怎么办？”
“运走。今晚就用卡车运。”
“卡车几点到？”
“十点。”
我看了看手表——现在是晚上九点二十。
四十分钟。
“他们在运什么东西？”我问铁子。
“不知道，”铁子说，“但肯定不是好东西。”
十六、黄雀在后
我掏出手机，给米勒发了一条短信：新泽西，xx工业区，xx仓库。他们今晚要运货。
米勒回了四个字：收到。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铁子皱眉，“太久了。”
“那我们做点什么？”
铁子想了想，从车里拿出一个包，拉开拉链，里面有撬棍、扎带、手电筒、绳子、烟雾罐——对，他车里什么都有。
“你车里怎么什么都有？”我忍不住问。
“侦察兵的基本素养。”
“这跟基本素养有什么关系？”
“随时准备战斗。”
“那你准备得也太充分了。你车里是不是还有急救包、压缩饼干、净水片？”
铁子看了我一眼：“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还有睡袋、指南针、防水火柴。”
“你车里到底还有多少东西？”
铁子想了想：“够两个人野外生存七天。”
我沉默了三秒钟。铁子的福特，看起来是个普通的家用车，实际上是个移动的军事基地。
铁子绕到仓库的另一侧，找到了一个通风口。通风口不大，但够他伸手进去。他把烟雾罐点燃，从通风口扔了进去。
几秒钟后，仓库里烟雾弥漫。
“怎么回事？”胖子的声音，又惊又怒。
“不知道！着火了？”
“不是火，是烟！”矮个子的声音，带着咳嗽。
“快去开门！”
门开了，三个人冲出来——胖子、矮个子、高个子。他们咳嗽着，眼泪直流，像三只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老鼠。
铁子从后面上去，一撬棍打在胖子的后脑勺。胖子“嗯”了一声，眼睛往上一翻，直接倒。矮个子想跑，铁子一个扫堂腿把他撂倒，膝盖压在他背上，用扎带绑住他的手。
高个子最聪明——他没往外跑，而是转身往仓库里面跑。
我追了进去。
烟雾很浓，什么都看不清。我用手捂住口鼻，眯着眼睛往里跑。仓库里堆满了箱子，我跑了几步，差点被一个铁桶绊倒。
烟雾里有火光——是那个烟雾罐在冒烟。我蹲下来，从低处往前爬。低处的烟少一些，能看到地面。
高个子跑到了仓库的后面，推开一扇小门，出去了。
我追出小门，外面是一条小巷。巷子里堆着一些破旧的木板和铁皮，空气里有股霉味。
高个子正在往一辆摩托车跑。他骑上摩托车，发动引擎，发动机“轰”的一声响。
我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钱——对，铜钱，随身带着的，老张说这是布阵的基本工具，我说这是防身的暗器——瞄准他的后脑勺，用力扔了过去。
铜钱在空中旋转，发出一声轻响。
“啪！”
打中了。
不是后脑勺，是肩膀。铜钱打在他右肩上，他的手一抖，摩托车歪了一下，撞在了墙上。
他摔倒在地，滚了两圈，趴在地上不动了。
我走过去，先把摩托车钥匙拔了，然后用扎带绑住他的手。绑的时候我特意多绕了两圈，怕他挣脱——上次绑陈永仁的时候就被他挣开了，这次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陈志远——不对，你叫什么名字？”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鼻子上有灰，嘴角有灰，整个脸跟从煤窑里爬出来似的。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
“你不认识我？两年前你在刘富的别墅门口见过我。”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笑了，笑得很难看，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你就是那个小崽子。”
“我不是小崽子。”我说，“我是送你进监狱的人。”
十七、收网
米勒带着人到了。
十二辆警车，两辆SUV，一辆装甲车，还有一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灯光把整个工业区照得跟白天一样。
我当时正在仓库门口站着，手里还攥着那枚铜钱，身上的衣服被烟熏得黑一块灰一块，脸跟挖煤的一样。米勒从车里出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倒在地上的那几个人一眼，又看了铁子一眼。
她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想笑又忍住了，想骂又咽回去了。
“姜建军，”她说，“你身上有烟味。”
“嗯，我刚才在烟雾里跑了一圈。”
“你脸上有灰。”
“我知道。”
“你衣服上有三个洞。”
我低头一看——还真是，衣服上被火星烫了三个洞，最大的那个能塞进一根手指。
“……这件衣服是我妈新买的。”
米勒终于没忍住，笑了。但她只笑了两秒钟，就收住了，换成了一副“我是专业FbI探员”的表情。
“收队。”她说。
陈志远被带走。不，应该叫他林志强——这是后来查出来的他的真名。仓库里的货被查封，那些木箱子里装的不是偷渡客，是文物。一批从中国走私出来的青铜器和瓷器，装在木箱里，外面包着泡沫和棉布，准备从新泽西运到欧洲。
有青铜鼎、青铜爵、青瓷壶、白瓷碗，每一件都价值不菲。有一件青铜鼎上还有铭文，米勒拍了照片发给专家鉴定，专家说这是商代的，价值连城。
我蹲在那堆文物前面看了半天。
“这些东西，”我说，“要是卖到欧洲，能卖多少钱？”
铁子想了想：“够买一艘航母。”
“真的假的？”
“夸张的说法。但买一艘驱逐舰应该够。”
林志强的真实身份查出来了：他叫林志强，是刘富在美国的“运营负责人”。他通过伪造身份混进FbI，目的是窃取情报、保护刘富的网络。陈永仁的转移路线是他泄露的，转移途中拦截的人也是他安排的。
米勒后来跟我说起审讯的细节。林志强一开始什么都不说，嘴硬得很。后来审讯的人换了一个策略——不问他，就是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他自己说漏了嘴。
“他怎么说漏的？”我问。
“审讯的人问他：‘你在FbI待了多久？’他说：‘六个月零三天。’审讯的人又问：‘你在FbI之前在哪？’他说：‘在波士顿。’审讯的人说：‘哦，波士顿，你是红袜队的球迷吗？’他说：‘不是，我喜欢洋基队。’——然后他就闭嘴了，但已经晚了。”
“这有什么问题？”
“一个在FbI待了六个月的人，不会在第一次聊天的时候就说出具体的天数。‘六个月零三天’——这种精确度，说明他在倒计时。他在数着日子过。”
我点了点头。细节，永远都是细节。
米勒看着我：“姜建军，你怎么知道他有问题？”
“因为他的眼神。”我说，“他的眼神，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在茶水间里进来的时候，不是在‘看’房间，是在‘扫描’房间。他在确认有没有危险。一个正常的分析师，不会这么做。”
“就凭这个？”
“还有他脸上的疤痕。”
“疤痕？”
“太阳穴位置的手术疤痕。那是整容手术留下的。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整容之后改头换面去FbI当分析师。”
米勒沉默了五秒钟。她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看我是“这个小孩有点意思”，现在她看我是“这个小孩有点可怕”。
“姜建军，”她说，“你真的只有十七岁？”
“我快十八了。”我说，“下个月。”
“那下个月你再回答我。”
“……好。”
FbI的内部清查发现了另外两个内鬼，都是林志强发展的下线——一个是海关那边的联络员，一个是档案室的管理员。米勒很生气，说FbI的脸都被丢尽了。
我说，没事，丢脸总比丢命强。
米勒瞪了我一眼，但嘴角是往上翘的。
十八、老马的礼物
老马出院后，来找我。
他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上还缠着纱布，但精神好了很多。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木盒，木盒不大，巴掌大小，上面刻着一些花纹，看着有些年头了。
“这是什么？”我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枚勋章。不是美国的那种，是越南的，铜质的，上面锈迹斑斑，有些地方已经发绿了。勋章的正面刻着“保卫祖国”几个字，下面是一排小字，已经锈得看不清了。
“我在越南打仗的时候得的。”老马说，“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跟了我半辈子。送给你。”
“老马叔，这个太贵重了。”
“不贵重。就是个纪念。”他低着头，看着那枚勋章，眼神有点远，像是透过这枚勋章在看另一个时空，“那场战争，死了很多人。我能活着回来，是命大。你救了我的命，我把这个给你，就当是还你。”
“老马叔，我帮你，不是要你还。”
“我知道。但我想还。”
我没再推辞，把勋章收好。勋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不是分量重，是那种压手的感觉——就像你拿着一样东西，觉得它不只是一样东西。
“老马叔，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还干老本行。装卸工。”
“不怕再遇到危险？”
“怕。但怕也要干。”他笑了，露出那颗金牙，“不是你说的吗？‘怕也要做’。”
我也笑了。
老马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我家的院子，看了看院子里的树，看了看天上的云。
“建军，”他说，“你这个人，挺好。”
说完他就走了，头也没回。
铁子从屋里出来，看了一眼老马的背影，说了一句：“老兵。”
我问：“什么？”
铁子没回答，转身回去了。
十九、日记
1996年的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几段话。
“十七岁，刘富派来的人被我一个一个拔掉。陈永仁在监狱里，林志强也被抓了，刘富在美国的网络基本瘫痪。老马差点死在集装箱里，但被我救了。铁子的侦察兵基本功救了我们很多次，我决定以后叫他‘百宝箱’。他虽然每次都说‘侦察兵的基本功’，但我觉得他就是在炫耀。”
“FbI的内部清查发现了另外两个内鬼，都是林志强发展的下线。米勒探员很生气，说FbI的脸都被丢尽了。我说，没事，丢脸总比丢命强。她说，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心大。我说，不，我最大的优点是长得帅。她翻了个白眼，那个白眼翻得很专业，一看就是练过的。”
“老张说，我这次用明心阵查出内鬼，算是把阵法用到了极致。我说，阵法不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吗？老张说，对，但大多数人都忘了。他们把阵法当成迷信，当成神棍的工具，但他们忘了，阵法最初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你爸当年说这是‘文化遗产’，其实也对。我说，老张你能不能别每次说话都跟写论文似的？老张想了想，说：能。然后就没说话。我等了十秒钟：‘你倒是说啊。’他说：‘你说别说话。’……老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很气人。”
“朱秉璋说，你最近忙得连诊所都不来了。我说，师父，我在忙着抓坏人。朱秉璋说，抓坏人重要，但身体也重要。我给你开了个方子，调理气血的，记得按时喝。我说好，然后忘了。三天后，林婉儿端着药来敲我的门——我妈让她送的。药很苦，但我喝完了。林婉儿说，你喝药的样子像在喝毒药。我说，这就是毒药。她说，那我让你妈换一个方子。我说，不用，毒药喝多了就习惯了。”
“林婉儿住在我家快两年了。她做饭越来越好吃了。她看人的本事也越来越厉害了。有一天她对我说，‘姜建军，你最近话变少了。’我说，‘是吗？’她说，‘是。以前你三句话里有一句是废话，现在五句话里才有一句。’我说，‘那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她想了想，‘进步了。废话少，金句多。’我笑了。林婉儿这个人，真的很会夸人。”
“快要十八岁了。成年了。可以做的事更多了。刘富，你等着。”
最后一页，我贴上了老马送给我的那枚勋章。
下面写了一行字：
“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值得’。有些人，死过一次，就知道了。”
合上日记本，关了灯。
窗外，纽约的夏天快结束了。蝉鸣声渐渐小了，偶尔有一两声，像是在跟这个夏天告别。
我闭上眼睛，摸着那枚锈迹斑斑的勋章，想着老马的话。
“不是你说的吗？‘怕也要做’。”
对，是我说的。
我说过的话，我从来都记得。
（第十一章·完）
下一章预告：《十八岁，成年礼，顺便收了个岛》
姜建军十八岁了。
成年礼那天，陈耀祖送了他一份大礼——一座太平洋上的小岛。岛上有椰子树、有沙滩、有比基尼美女，还有——刘富的秘密基地。
少年军师将如何用一座岛，换一条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