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上的十七个人，姜建军挑了第七个名字开始查。
为什么挑第七个？因为前六个他已经有基本信息了——刘富在新加坡，K先生在台北，陈国栋在布鲁克林，王德辉在皇后区，陈永仁在布鲁克林，朱波和水鸟都还在活动。这六个人，要么太远，要么太近，要么太滑。姜建军的原则是：先查中间，两头不急。
中间这七个名字，第十到第十七，有五个他不认识。不认识就代表没有防备，没有防备就代表好查。但第十一位写着“郑明远（纽约）”这个名字旁边没有备注，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得让人心里发毛。
外公之前的信里提过一句——就一句，写在信纸背面，字迹潦草，像是喝了两杯之后想起来才补的——“郑明远，幽灵北美技术交接，早年香港做电子元件，后去纽约，挂顾问头衔。”
就这么多。没了。外公写信向来这样，能少写一个字绝不多写，好像多写一个字就要多收他钱似的。
姜建军把郑明远的资料整理了一遍。这个人五十岁左右，住在曼哈顿下城，办公室在切尔西附近一栋写字楼的七层。公司名义上是做医疗设备进出口的，实际上可能替幽灵处理资金和技术之间的流转。
他的银行记录干干净净，报税正常，连一张超速罚单都没有。
太干净了。
干净得像一张白纸。但白纸才可怕，因为白纸上面什么都没写，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新的，还是被人擦过。
老张的名单把他排在第七位，说明他在整个网络里的位置比刘富更靠上——他是那种坐在写字楼里、穿着西装、不碰货不碰钱但知道所有事情流向的人。这种人最难对付。你抓不到他的把柄，因为他从来不碰脏东西。你跟踪他，他每天按时上下班，比公务员还规律。你想收买他，他不缺钱。你想吓他，他比你还会装死。
姜建军决定用最笨的办法——蹲。
蹲点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要命。他蹲过三天，这三天里他换了七种身份，包括但不限于：看报纸的退休老头、等女朋友的倒霉蛋、研究建筑外立面的设计师、以及一个在街角卖热狗的——这个身份只维持了四十分钟，因为真正的热狗摊主来了，他只好买了两根热狗走人。
第一天，早上八点半到十点。郑明远从地铁站出来，步行到写字楼，刷卡进门。中午十二点出来一次，去街角咖啡店买三明治，带回办公室。下午六点出来，步行回家。没有异常。
姜建军蹲在街对面一家书店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纽约建筑史》，翻到第三十七页，已经看了六遍同一段话——“曼哈顿下城的铸铁建筑群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商业革命产物”——他一个字都没记住。
书店老板出来看了他三次。第一次问他需不需要帮助。第二次问他是不是在等人。第三次直接问他是不是便衣警察。
姜建军说：“我是建筑师。”
老板看了看他手里的《纽约建筑史》，又看了看他脚上那双磨得快要开口笑的运动鞋，说：“那你设计的东西肯定很接地气。”
第二天，同一时间。姜建军换了本书，《纽约地铁史》。书店老板这次没出来，但从玻璃窗后面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你怎么又来了？”
但下午三点左右，有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进了写字楼，在七层停留了大约十五分钟，然后出来走了。姜建军记下了这个人的鞋底纹路和步态特征，跟名单上第十六个名字的体貌描述对不上。
对不上就代表是新人。新人就代表有新情况。
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个圈，写上“灰风衣，男，约四十岁，身高五尺九，左脚微跛，鞋底是意大利产Vibram纹路”。画完之后他看了看自己的字，觉得像鸡爪刨的，但能看懂就行。他的字向来这样，外公说过他——“你写字跟开药方似的，除了你自己没人认得。”
第三天，下午四点。
郑明远提前出来了，手里提着一只银色手提箱。
姜建军本来蹲在咖啡店门口的塑料椅上假装喝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这杯咖啡他喝了四十分钟，喝到最后连咖啡渣都嚼了——看到郑明远提着箱子出来，他差点把杯子捏扁。
郑明远没有往地铁站走，而是朝反方向走，穿过两条街，进了一栋老旧的商住两用楼。姜建军跟到楼对面，看见他站在三楼的窗户里面，朝楼下看了一眼，然后拉上了窗帘。
他没有再出来。
当天晚上，姜建军蹲在美华楼门口把三天的观察整理了一遍。他蹲在门槛内侧，这个位置是他最喜欢的——背靠墙，能看到街面，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而且后厨飘出来的香味正好能飘到他鼻子里。
林婉儿从后厨端了一碗汤出来，放在他旁边的地上。“你蹲这儿跟个门神似的。”
“门神好歹有香火，我只有蚊子。”
“蚊子也是肉。”
“那是蚊子肉，不是我的肉。”
林婉儿白了他一眼，走了。
姜建军继续整理。郑明远每天下午四点下班，但第三天提前出门，手里多了一只手提箱，去了另一栋楼的三层。那个房间的窗帘拉上之后，灯一直亮到晚上九点。他没有出来过——可能从另一个出口走了。
“也可能根本没走。”他自言自语。
他剥了一颗花生，把花生壳放在门槛左边，花生米扔进嘴里。花生壳在门槛左边排成一排，一共十二个，代表他今天确认的十二个信息点。
十二个信息点里，最有价值的是那个银色手提箱。手提箱不大，但郑明远提箱子的姿势不对——他把箱子提在身体左侧，右手自然下垂，但右手手指微微弯曲，像是随时准备去接什么东西。这不是提箱子的姿势，这是提“很重要的东西”的姿势。
姜建军当过兵，他知道一个人提重要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他嚼着花生，又想起来一件事——外公的信里说郑明远“早年香港做电子元件”。电子元件这个东西，可大可小。小的可以做手机，大的可以做导弹。关键是看卖给谁。
他决定第二天再去那栋楼看看。
第二天下午四点，姜建军又去了那栋商住两用楼。
这次他在楼对面的书店门口蹲着，手里拿了一本杂志。杂志是《纽约客》，封面是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男人站在悬崖边上，手里拿着一杯咖啡，表情很平静。姜建军觉得这个漫画很符合他现在的处境——站在悬崖边上，但还在喝咖啡。
书店老板这次直接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开始扫门口的台阶。扫着扫着就扫到姜建军脚边，然后停下来看着他。
“先生，”老板说，“你三天来了两趟，每次都在我店门口站两个小时，手里拿的书从来不翻页。你要是想蹲点，能不能换个地方？我这店小，经不起FbI折腾。”
姜建军说：“我不是FbI。”
“那你是什么？”
“我是游客。”
“游客会站在书店门口看两个小时的《纽约客》封面？”
“这个封面很有意思。”
老板看了看封面，又看了看姜建军，叹了口气，继续扫地。扫到第三下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地说：“对面那栋楼，三楼，你要是想进去，后门在巷子左边，锁是坏的。”
姜建军愣了一下。
老板扫完地，走回店里，关门之前又说了一句：“我在这儿开了二十三年书店，什么没见过。”
四点十五分，郑明远从楼里出来，没有提箱子，步行回办公室方向。姜建军等了一刻钟，然后走进那栋楼，上了三楼。
三楼只有一扇门。门关着，锁是新换的，门缝下面透出一点暖光。他把耳朵贴上去听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声音。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把复制钥匙——那把能开高文远仓库的复制钥匙——插进锁孔里试了一下。齿形不对，但锁芯是普通的弹簧锁。
他把铁丝弯钩伸进去，转了两下，门开了。
门开的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了三个念头。第一个念头是：这锁也太好开了。第二个念头是：太好开的锁通常有问题。第三个念头是：来都来了。
房间不大，大约一间卧室的面积。正中间有一张铁桌，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外接硬盘和几摞打印文件。靠墙一排铁柜，柜门关着。墙上贴了一张地图，纽约市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了十几个点。
姜建军走到地图前面。
红点标注的位置是他已经查过的——美华楼、陈国栋的店、王德辉的仓库和灰色建筑。蓝点标注的位置是名单上剩下七个名字的关联地址。
他伸出手指在蓝点上点了一遍。一个一个数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蓝点，七个名字。
其中有一个蓝点，在上西区，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极小的字——“天元”。
他打开铁柜翻了一遍。里面是几本旧账册、一摞银行对账单和一个铁盒。账册的纸张已经发黄，翻的时候有一股潮味。他看了几页，记了一串数字。银行对账单是三家公司的，两家在特拉华州注册，一家在开曼群岛。他把公司名字记下来。
铁盒里装着一叠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的合影——有饭局、有仓库门口、有码头。他翻到最底下那张照片的时候停住了。
照片上是两个人站在一艘游艇的甲板上。左边是郑明远，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一杯酒。右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手里拿着一根雪茄。
姜建军盯着右边那个人看了五秒钟。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郑明远、廖平，1998年摄于马尼拉。”
廖平。
幽灵现任“先生”。
他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看廖平的脸。比现在年轻，但那张脸跟他从沈先生那里拿到的信息一致——姓廖，方脸，眼距偏窄，嘴角习惯性上撇。
“嘴角习惯性上撇。”姜建军小声念了一遍。他对着照片上廖平的嘴角看了三秒钟，然后自己也撇了一下嘴，试了试那个弧度。觉得不太自然，放弃了。
他把照片收进暗袋里。他现在有了廖平的清晰影像。以前他只有名字和代号，现在他有了脸。
有脸就好办了。有脸就能认人，能认人就能找人，能找人就能堵人。
他继续翻铁柜里的东西。第二个铁盒里装着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是英文的，标题写着“quantum munic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draft）”——量子通信技术转移协议（草案）。
他翻开看了两页。内容涉及一种量子加密设备的出口许可和技术转让条款，买方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公司，卖方是郑明远担任顾问的那家生物科技公司。协议日期是三个月前。
姜建军看了三遍“量子加密”这个词。他对量子物理的了解仅限于“薛定谔的猫”——那只猫又死又活，他想不通。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懂了“出口许可”四个字。
出口许可就是美国政府批准某项技术可以卖给外国买家。如果幽灵在搞量子加密设备的技术转移，那他们要么是想买美国的技术，要么是想把美国的技术转手卖给别的买家。
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大事。
他把这份文件也收进暗袋里。他把铁柜合上，把笔记本电脑和硬盘留在原位——带不走的就不动，免得对方发现有人来过。然后他从小门退出去，锁重新挂好。
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窗帘还是拉着的，但灯灭了。
“走了。”他对自己说，“从后门走的。”
他走出巷子，经过书店门口。书店已经关门了，但门缝下面透出一线灯光。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纽约客》，塞进门缝里。
杂志封面上的那个男人还在悬崖边上喝咖啡。
回到美华楼之后，他把三样东西放在柜台上——廖平的照片、量子通信协议、郑明远标注的地图。
林婉儿、铁子和南宫月围过来看。
“廖平的照片。”姜建军指了一下，“沈先生那边可以确认一下。”
铁子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这人长得挺像我们村会计。”
“你们村会计戴金边眼镜？”
“戴。还戴金链子。后来被纪委带走了。”
“这位不是被纪委带走的级别。”
南宫月拿起地图看了一遍，指着其中一个蓝点说：“这个地方，在上西区。我师父老张的笔记里提到过。一个叫‘天元’的茶室。可能是幽灵在纽约的一个接头点。”
“茶室？”铁子说，“幽灵还挺讲究，接头都去茶室。我以为他们都在地下室碰头。”
“地下室太潮，对关节不好。”姜建军说。
“量子通信协议。”他翻到第二页，“郑明远不只是处理资金，他在替幽灵搞技术转移。量子加密设备——他们想拿到美国的技术，转手卖给别的买家。这份协议如果签了，幽灵就有了量子通信的能力。到时候他们的加密通信比现在更难破。”
铁子看了一眼协议上的日期。“三个月前的草案。可能还没签。”
“没签。但他们在推进。郑明远是技术交接的中间人，不是最终买家。最终买家可能在名单上另外几个人里面。”
南宫月还在看地图。她的手指在蓝点上慢慢移动，从美华楼到陈国栋的店，从王德辉的仓库到天元茶室，最后停在一个她之前没注意到的点上。
“这个地方，”她指着地图上一个蓝点，“在唐人街。旁边写了一行小字，看不太清。”
姜建军凑过去看。那行字是用铅笔写的，已经有些模糊了。他眯着眼睛辨认了一会儿，念出来：“‘老周，厨师，周二休息。’”
铁子说：“厨师？”
“可能是暗号。”
“也可能是真的厨师。”
“如果是真的厨师，为什么要标在地图上？”
铁子想了想，说：“因为菜好吃？”
南宫月白了他一眼。
姜建军把地图收好，把照片和协议放进暗袋里。他蹲回门槛内侧，把今天查到的东西在脑子里串了一遍。郑明远的办公室、商住楼三层、廖平的照片、量子通信协议、地图上的蓝点。名单上第七个名字查清楚了——郑明远负责技术交接，跟廖平有直接联系，可能正在推进一份量子通信的协议。
下一步是确认那份协议签了没有，以及那个“天元”茶室是什么地方。
他蹲着剥了一颗花生放进嘴里。花生有点潮，不脆，但他还是嚼得很认真。
邮筒旁边的灰猫蹲在台阶上舔爪子。这只猫他喂过三次，第一次喂的是火腿肠，第二次是鱼干，第三次是花生。花生它没吃，闻了一下就走了。但第二天又来了，蹲在同一个位置，好像在说——“花生不行，换别的。”
杂货铺的卷帘门刚拉起来，老板娘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美华楼门口的日光落在砖面上，暖洋洋的。他嚼着花生，把接下来的事排了一下——先去天元茶室蹲两天，看看进出的人，再等沈先生那边确认照片。
然后他想起来一件事。
老张的名单上，郑明远排在第七位。他查了三天，查到一间地下室。但这个名单只是老张查了十年的一部分成果。老张把剩下的七个名字交给他，不是让他一个个慢慢查。是让他用已经铺好的网，同时收。
他把花生壳在门槛左边摆成一条线，数了数——十三个。
十三，不太吉利。他又剥了一个，凑成十四。
还是不太吉利。
他干脆把花生壳全扫到门槛右边去了。
他站起来走进后厨，对铁子说了一句：“今晚帮我传三封信。一封给外公，问香港那边有没有人认识郑明远。一封给林叔叔，让他查那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股份结构。一封给沈先生，附上廖平照片，问他认识不认识。”
铁子点了下头，端着碗去后厨了。走了两步又回头：“三封信，三个地址，你确定没写错？”
“没写错。”
“上次你把给林叔叔的信写成了给林婉儿的信，害得她以为她叔叔欠你钱。”
“那次是笔误。”
“你笔误了整整三页纸。”
“那是情势所迫。”
“你情势所迫地写了三页纸，还画了个圈，圈里写了个‘急’字。”
姜建军沉默了一下，说：“这次不会。”
铁子看了他一眼，走了。
姜建军蹲回门槛内侧。十二面铜镜在暗袋里贴着胸口，十七个名字在阵法要旨里等着。他嚼完最后一颗花生，拍了拍手上的盐粒，站起来走进店里。
灰猫从台阶上跳下来，跟在他后面走了两步，发现他没有再喂东西的意思，又跳回台阶上，舔了舔爪子。
姜建军回头看了它一眼。
“明天给你带鱼干。”
灰猫没理他。
“火腿肠也行。”
灰猫打了个哈欠。
“花生真的不行？”
灰猫转过身去，把屁股对着他。
姜建军叹了口气，走进店里。日光从门口斜照进来，落在地板上，暖洋洋的。他蹲了一天，腿有点麻，但脑子很清醒。名单上第七个名字查清楚了，但事情才刚刚开始。
三个信使已经出发，天元茶室的门口还等着他去蹲，廖平的照片还等着沈先生确认。他摸了摸暗袋里的十二面铜镜，铜镜冰凉，贴着他的胸口。
明天还要早起。
但至少明天不用再蹲那家书店门口了。
书店老板那本《纽约客》还塞在门缝里，封面上的男人还在悬崖边上喝咖啡。姜建军觉得那个男人挺像自己——站在悬崖边上，但还在喝咖啡。
区别是，他的咖啡早就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