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一百三十万的亏空，内阁辅臣们都是极为头大的，他们都是大明顶尖的做题家，搞权谋也都是一把好手，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做什么题都不太管用，一百三十万两，这绝对是难以解决的事情。
内阁具奏朱常洛，请求召集相关衙门的正印或者堂官一道商量此事，朱常洛也同意了他们的奏请，召集内阁辅臣、户部、兵部、工部、太仆寺等相关衙门堂官一道商量此事。
在西苑无逸殿内，一众大员们向朱常洛行礼之后，朱常洛问道：“户部的奏疏，你们也都看到了，朝廷又一百三十万的亏空，除了加派之外，可有什么办法解决此事？”
朱常洛一上来就首先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加派是绝不可行的，除了加派之外的事情，是可以商量的，朝廷上一直就有加派的声音，但是朱常洛对于加派是深恶痛绝的，加派给普通的农夫，看似一亩地不过几分，但是实际上往往是将这些百姓逼到倾家荡产才肯罢休。
所以朱常洛绝不允许再整出辽饷、剿饷之类的事情来了。
首先就是户部尚书李汝华说道：“陛下，朝廷的亏空不是一百三十万两，是最少一百三十万两，现在户部的预算是，是朝廷没有大的灾荒，也没有大的用兵，但是近来以来，各地灾荒不断，辽东兵事未休，所以实际的亏空，远远不止一百三十万。”
这点朱常洛当然是很清楚的，朱常洛向这些重臣们询问对策，现在朝廷的亏空这么大，应该怎么解决？这是现在大明朝廷最大的问题了。
面对朱常洛的这个问题，各个部院的堂官们都是有些无奈的，之前大明还能够挪借，但是现在各个部院都是仓储空虚，同时欠粮日多，这些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极为要命的事情。
李汝华认为，想要解决现在朝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无非就是开源节流两个办法，节流已经是用尽了办法，而且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只能够开源，也就是增加朝廷的收入，这点朱常洛也是认可的。
李汝华提了几个办法，主要是将之前南京户部所掌握的一些财政收入给上收，以保证朝廷的收入，这点朱常洛是同意的，但是朱常洛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朝廷开支的大头是什么？
其实在坐的重臣们都是很清楚，朝廷开支的大头就是军费，九边重镇和辽东战事的开支，对于朝廷来说是最大的开支，尤其是九边的京运年例银，都是朝廷最大的开支，不解决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朝廷现在财政困窘，京运年例银确实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而且一旦朝廷在京运年例银上减少的话，极易造成兵变，这点是朝廷重臣们都很清楚的事情。
方从哲作为首辅，必须要出来说明此事，他对朱常洛说道：“陛下，财政困窘，并非一时之事，须得慢慢解决，内帑若能支应一二，则户部也可以加以喘息。”
方从哲的看法，其实是现在重臣们的一致看法，户部采取常规的手段其实已经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钱粮的，只有依靠内帑才行，朱常洛并不反对动用内帑接济朝廷，但是内帑接济朝廷并不是长久之策，而且内帑又能支撑几时呢？
朱常洛难得的正色说道：“自先朝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而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 以致今国家之财耗竭，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 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且内帑助国用，本不必言，朕也并不吝惜内帑，然内帑之数有限，朝廷之用无限，如此何以处之？”
朱常洛的这句话，可谓是极重的了，内阁辅臣们赶紧请罪，朱常洛让他们起来，然后说道：“为今之计，只有大破常格，厉行新政，才能挽狂澜，保社稷，卿等都是朝廷梁栋，襄助于朕，可乎？”
对于朱常洛来说，他其实已经思考了很久这个问题了，同时朱常洛将各省督抚的奏报给这些重臣们看，北方各省都已经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流民，其中尤其是陕西、河南两省最为可怕。
其中陕西的情况是最差的，当地的父母官员又大多都是普通出身，在陕西当地的豪强面前毫无身份可言，因此他们大多仕途无望，在面对如此贫瘠的陕西时，也许是无能为力，也许是无心，总之这些官员抱着自暴自弃的态度，不再打理政治，导致本就贫瘠的陕西，经济停滞不前，政治黑暗，百姓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再加上陕西是西北重镇，卫所、边镇都极为众多，现在各级官吏贪墨成风，基层士卒难以饱暖，哗变、兵变屡见不鲜，而朝廷对于兵变的处理又并不得力，现在官军兵变频繁就和吃饭一样，随时随地发生，而官军的战斗力量也就可想而知。
朝廷面对兵变却是零容忍态度，只会杀鸡儆猴，将领头闹事的斩首示众，发放贪墨军饷，以为就此了事。其实这种做法只是治标不治本，兵变也只是各种矛盾的一个综合表现体。
朱常洛将之前甘州兵变的奏报给这些重臣们传阅，甘州兵变在大明兵变中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现在的兵变，缘由几乎和甘州兵变是一致的。
朝廷为了节省开支，同时开中法废弛，无法向边镇提供足额的粮食等物资，所以将兵士的月薪由直接给粮变为折合粮价，发给同等于月粮数量的银钱。但是这么一捣鼓，军士的月薪就要因市场价的波动而波动，一旦处置失误很容易引起兵变。
以甘州兵变为例，原本甘州士卒月粮一石，按照实际粮价折合银七钱，但兵变当月米价贱，粮价才折银三钱三，军士的实际收入减少一大半，这谁干啊！自然是造反作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