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很清楚，对于大明这些官员们来说，他们才不管这些银子对于边镇是否是急需的，也不管这些银子是什么用途，只要是银子从他们手中经过，自然是要分润一笔的，反正都是漂没嘛。
因为大明朝廷在此事上是有制度缺陷的，成化年间曾规定“漂没三成以内免究”，本意或是体恤运输损耗，结果却催生了“报灾则全船漂没”的惯例。既然三成以内的损耗可以合法核销，那么虚报“漂没”就成了各级官吏稳赚不赔的贪腐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朱常洛自然是要发挥自己前世的专长的，他很清楚，拿贼拿赃，捉奸捉双，这种事情，必须要拿到实证才行，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控制下交付了。
所谓控制下交付，是侦查机关在发现毒品等违禁品或赃物正在运输、交付时，不立即扣押，而是在严密监控下允许其继续流转，以便查明接货人、犯罪团伙、犯罪网络，并在交付环节人赃并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这是前世边防部门毒侦的一个重要措施，朱常洛原本在也是经常用的。
所以他将缇帅骆思恭叫来，亲自向他交代此事，指令由骆养性亲自负责此事，率领锦衣亲军的校尉严密监视这些饷银，在抵达山西之前，择机将其拦截起获，以查明此案。
而在饷银起运之后，朱常洛才召见了内阁辅臣、吏部尚书申用懋、户部尚书李汝华、左侍郎兼司农寺卿汪应蛟、右侍郎兼太府寺卿李起元、兵部尚书王象乾、左都御史张问达、右都御史邹元标、刑部尚书周嘉谟等人，一道商量大明的军饷问题。
朱常洛首先就将石昆玉的密疏给这些重臣们看，然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朝初年，军事行动浩繁，开支巨大，不管是太祖时期的征讨蒙古，还是成祖时期的迁都、北伐，其军事行动的规模，远远比现在大明的规模要大多了，但是朝廷仍然能够支应，为什么到了如今，大明组织十万官军参战，都要竭尽府库之钱粮，甚至于到力有不逮的情况？
如果不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朝廷就无法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对于朱常洛的这个问题，自然是由兵部尚书王象乾和户部尚书李汝华给解答了。
他们认为这主要还是军事制度的问题，本朝初年，官军的主力是卫所官军，大明实行军民分治，军事制度的卫所即是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它们有独立的财政体系和管理体系，甚至连司法体系也是独立的，在州县和卫所杂处的内地，州县无权过问卫所事务，同时当时的军屯还是比较充足的。
王象乾以大诰武臣中的一件案子向朱常洛加以解释，说的是浙江平阳千户所的千户彭友文领军五百出外筑城，然后“两个月不支与行粮”，支与行粮就是从本千户所仓储中签发支出粮草，于是这些士卒的家属去衙门找留守办公的另一位千户谢成，央给他支取粮草给工地上送过去，但是谢千户不给，理由是没有收到工地上发来的盖了公章的催要钱粮的文书，因此这五百个小兵饿死一百多。
事发之后，老朱下令处死谢成，因为印章就在他手里，工地上不可能发来盖了公章的文书，而彭千户因为不肯支粮以至饿死人命，所以被要求去和挑选出的幸存的一百个小兵们对打，要是能把这一百人全杀了就可以活下来，杀不了属于武艺不精。
很显然，在当时，卫所官军去执行朝廷安排的各种任务，其物资保证都是有卫所自己独立完成的，地方州县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还有一件事情，洪武三十年八月初七，前往贵州一带平叛的楚王朱桢派千户周逊找太祖皇帝要钱，“请饷三十万”，这在如今是非常之正常的事情，毕竟要用兵，没有钱粮怎么行呢？
但是老朱勃然大怒，把楚王朱桢给狂喷了一顿，老朱在诏书中说道：“往者，诸将东征西讨，朝廷何尝运粮随军？今尔率兵，止在一隅，欲请粮三十万石，岂不可愧？”
这就说明，在原本大明的朝廷财政体系之中，其实是没有军饷这一项开支的，因为所有的卫所都是有本卫屯田的，少则几百顷，多则上万顷，些军卫屯田的收成基本上都是充入本卫官仓，出征的时候所需物资一概由本卫支取，因此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当然，由于沿边卫所往往条件艰苦，单靠自己屯田生产决计不够用的，因此又设计了内地州县对口支援边疆卫所的规定，一个卫往往对应十多个州县，州县的物资不需要上交户部再行调发，而是直接本地对口送过去。也就是现在的民运钱粮的由来。
除此之外，还有开中盐引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初年官军进行军事行动，确实不怎么需要朝廷支给粮饷的。
朝廷财政在其中唯一的支出就是战事之后的赏赐，如洪武三年北伐胜利班师回朝之后朱元璋大封群臣之余，征定西、兴元、应昌以及守御未出征的军官都有赏赐，而普通小兵“诸军士除在逃不赏外，人赏银十两、钱六千”，人手一份。
跟着张温在兰州死磕王保保的军士，“不论新旧，总旗人赏白金十两，小旗九两五钱，军人九两。”这些赏赐主要由户部和皇帝的内承运库来承担，对于朝廷的财政来说，相对压力不大，所以在大明初年，才能够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对于朝廷财政没有太大的负担。
卫所制下的大明财政，朝廷在财政安排的时候，就没有军饷这一项，因为卫所士卒是自给自足的，朝廷只负责善后赏赐就行了。
但是随着卫所制的崩溃，大明官军的主力从卫所士卒变成了营兵，对于朝廷的财政压力就变得极为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