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们除了各种常例之外，最主要的法外收入就是冰敬和碳敬，这是地方官在夏季和冬季向京官输送的季节性补贴，名义上是为京官消暑、取暖，实则是最固定的“常课”。其金额没有定数，但通常有最低标准，并用“梅花诗八韵”也就是八两、“毛诗一部”也就是三百两等暗语在信封上标注。
基本上按照品级的高低和职务的重要性加以区别，除此之外，还有别敬，地方官在离京或职务调动时，向相关京官赠送的告别礼，意在维系关系，以备日后之需，这主要是针对特定的京官，主要是能够为自己的仕途提供帮助的京官。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三节两寿，春节、端阳、中秋，和京官及其配偶的寿辰，地方官员都是要送礼的，不过这些主要是对于高级京官而言的，还有喜敬，也就是在官员的生日、嫁娶、生子等喜庆日子致送的礼物，这是拓展和巩固关系网的机会。
还有妆敬和文敬，妆敬是送给官员女性眷属的礼物；文敬则是送给官员读书的公子的礼物。这些“曲线救国”的方式，旨在从官员的家人入手，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常例收入，据厂卫的密报，仅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每年分得的“孝敬”就至少有十一二万两之巨，平均每人能分润两三百两。这笔钱对于俸禄微薄的正七品御史和给事中而言，是维持其在京城体面生活的关键。
这些收入现在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了，除了这些收入之后，各个衙门根据自己衙门的权力和业务，还有自己专门的来钱路子，比如科道，最普遍的就是买弹章，地方官员为了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往往收买科道官员，弹劾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行为被称之为买弹章。
买一份弹章，从被弹劾官员的品级与弹劾内容的不同，从数十两两一两千两不等，这笔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地方官本来就要承担各种常例进贡，还要额外掏出一笔银子来买弹章，这些银子从何而来呢？
要知道以一位正七品知县为例，其年俸名义为90石，经过本色与折色的复杂折算后，实际到手仅为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外加大量已严重贬值的宝钞和各种实物。他们向上级进贡的常例还有买弹章的支出，都是从百姓手中搜刮而来的。
这点海瑞在之前已经有过统计了，海瑞在当淳安知县的时候，就统计了他自己所能够收到的各种常例银子，如夏绢银：160两；夏样绢：8匹；秋粮长银：20两；农桑样绢：4匹，折色粮银4两；农桑绢银：10两；盐粮长银：10两；军匠银：每里1两；审里甲丁田银：每里1两；审均徭银：每里1两；造黄册银：每里2两；催甲银：每里1两；经过盐引银：每百引收1钱，共计50两；柴薪银：每百两收2两；收各项钱粮银：每百两收5两。
凡此种种，一个知县，每年可以收到的各种常例大概在两千两之数，而淳安县在浙江并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县，可见这些州县官员的油水之丰富，京官将地方官视为鱼肉，地方官将自己治下的百姓视为鱼肉，如此大明的吏治怎么能够好转的起来。
所以朱常洛命令内阁与户部，参照两宋制度，重新制定京官的各种俸禄收入，同时下旨，严厉禁绝各种法外收入，从朝廷实施新的官俸则例开始，各种常例、规费等，全部非法，凡是继续馈赠这些的，一律以贪墨论处，照大明律严惩。
而骆养性所率领的锦衣亲军，也在路上将之前朱常洛下令调拨给宣大三镇的十五万银元的军饷拦截了，在巡按御史和宣大总督石昆玉的见证之下，锦衣亲军将其一一清点，一共是十万四千元，也就是说，这笔军饷，还没有运到宣大，就是已经漂没了四万六千元，漂没的比例高达三成。
骆养性将银元交给石昆玉用于发放军饷，然后将这些官吏押解会京师，同时以密疏急递向朱常洛奏报了相关的情况，朱常洛收到奏报之后，将右都御史邹元标叫到了西苑。
朱常洛直接向骆养性的密疏给了邹元标，然后说道：“这就是我大明朝的官员，朝廷的军饷，尚未抵达边镇，就已经漂没了三成，那真的到了士卒手上，尚且剩余几何呢？”
邹元标赶紧说道：“陛下，此臣之失职也，臣执掌风宪，不能整饬吏治，澄清风气，臣职守有亏，还请陛下降罪。”
朱常洛摆了摆手说道：“朕召卿来，不是来追究责任的，此案，都察院能不能办，如果卿不愿意，朕让厂卫处理此事就行了。”
朱常洛召邹元标来是有深意的，朱常洛之前都是直接从厂卫来处置这些事情的，厂卫处置这些人，自然是有好处的，厂卫完全受朱常洛的指挥，秉持上意而行，处置的结果完全由朱常洛来决定，而且厂卫的效率也是很高的。
但是厂卫处置此事也是有弊端的，主要是在朝臣眼中，动用厂卫直接处置朝臣，未免过于专横，使得他们联想到太祖、成祖时代朝臣们朝不保夕的日子，而且厂卫由于其衙门的特殊性，办案保密，外人无法得知，再加上在朱常洛的严令之下，厂卫执法，过于文明，所以朝廷上往往认为厂卫办案难以令人信服。
而都察院本来就是朝廷的风宪机构，应当整饬吏治，查缉贪官污吏，但是现在的都察院往往是以弹劾为主，对于具体案件的侦查，则是全然不会了，朱常洛希望借由此事，重新明确都察院作为朝廷风宪机构和法司的地位，对于官员贪墨等案件，由都察院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大理寺审断，这才是朝廷正常的运转流程。
厂卫是特务机构，不能滥用，这点朱常洛心中还是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