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很清楚，僅僅是確定吏員編制，並不能夠解決現在朝廷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還要增加吏員的收入和拓寬吏員的前途，才能夠使得這些吏員安心為朝廷辦事。
唐代對于吏員，制定了一整套的考選和等級體制，和流內官一樣，這些流外吏員擁有自己的一套九級等級，其最高一級不稱“一品”，而是特稱為“勛品”，之後依次為二品至九品。
流外吏員可以通過考核逐步升遷，升至最高的“勛品”後，便有機會通過“流外入流”的考試，正式進入有品級的官員序列。
太宗時代，張玄素就是吏員出身，他的起點是“流外”，即不入流的九品之外的小吏。隋末亂世中，他在景城縣擔任戶曹，因清廉無比，當竇建德要殺他時，竟有“縣民千余人號泣，請代其死”。入唐後，他憑借才干和直言敢諫，在貞觀年間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成為唐太宗身邊著名的諍臣。
玄宗朝的牛仙客也是吏員出身，這是唐代吏員出身官員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早年僅是家鄉鶉觚縣的一名小吏，後因軍功和上司賞識，逐步升遷至河西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他入朝擔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式拜相。
而本朝在開國初年的時候，也有大批有才干的吏員成為高官，陳曦是其中最顯赫的例子。他“正統中，出身胥吏”，以薦為兵部郎中，後擢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歷兵部尚書。
萬祺同樣以胥吏出身，與陳曦一樣“累官至尚書”。
郎本中是明初吏員出身的尚書。他“出身僅為三省的省掾，並非科舉出身”，洪武三年即任刑部尚書，同年改任吏部尚書。
況鐘雖未至尚書，但以“刀筆書吏”出身，官至甦州知府，成為與包拯、海瑞齊名的“況青天”，是吏員出身者中最具民間聲望的代表。
黃永以“充吏以人才舉，授戶部主事”起步，經六年升員外郎，再六年升寧波知府，後歷湖州、廣信知府，是吏員出身官至知府一級的典型。
但是到了現在，本朝吏員出身者，最高也就只能擔任首領官或者是雜佐官，幾乎沒有任何前途可言，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吏員只能轉而謀求斂財。
嘉靖朝的吏部尚書李默曾經說過︰“成化以前，有考薦之例，用賢無方。成化之後，鄉薦無九卿之望，歲貢絕部曹之升。”舉人和歲貢尚難升至九卿，吏員出身的晉升通道就更為狹窄了。
而且本朝的吏員制度也極不完善，沒有像唐宋一樣為吏員單獨制定一套等級制度，吏員的等級核心取決于其所在衙門的品級。一般來說，衙門品級越高，其所屬吏員的地位和“出身”也越高。
如提控是吏員中的最高等級，僅設于一品衙門，其出身資格為從七品，甚至高于許多初授的進士。而最基層的典吏，其出身僅為“雜職”。
當然，朝廷在法令上也規定了吏員可以成為官員，吏員有嚴格的晉升機制，核心是“考滿”制度。吏員一般以三年為一考，需經歷兩考或三考方可“役滿”。役滿後，需赴京由吏部進行考核，並根據考核等第和出身資格，撥往相應衙門任職。
同時，吏員內部也存在逐級“轉補”的晉升路徑。例如，九品衙門的吏員可升入八品衙門，七品衙門的典吏可升為六品衙門的司吏，層層遞進，最終有機會升至一、二品衙門的高級吏職。
但是實際上大明吏部授官只重進士，舉人出身者都被認為是異類，何況是吏員呢？所以現在大明的吏員根本沒有前途可言，同時吏員的收入極低，大明的官俸本來就很低了，但是對于吏員的話，那已經算是高薪了。
吏員的最高俸祿，一品、二品衙門的提控、都吏，月支米二石五斗，而六品至雜職衙門司吏，月支米一石；光祿寺等典吏六斗，這點俸祿就算是全發本色，也很難養家糊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吏員們必須要搞外快，才能夠滿足自身的需求。
現在朱常洛要整頓大明的吏員制度，自然是要從這兩個方面入手，改革大明的官僚體系，朱常洛命令內閣、翰林院參考唐宋制度，制定大明吏員的等級、升遷和黜陟則例，還有就是吏員入官的條件等，都要全部重新予以制定。
同時就是下令準備舉行大明朝廷部院吏員的考選，這在大明還是第一次，到底應該如何舉行，在朝廷上下引起了很大的議論。
首先就是在哪里舉行的問題，一部分官員認為就在京師就近舉行即可，這樣比較方便和簡單，但是這遭到了其他地方，尤其是南直和浙江出身官員的堅決反對。
原因也是很簡單的，因為吏員考選，要求有生員功名，而且現在吏員也是有出身的，而現在的大明，哪里的生員最多？
自然就是南直和浙江等南方的科舉大省了，這些生員上進無路，在地方難免成為不安定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朝廷能夠通過吏員考選，將這些生員納入到朝廷的體制之內來，給他們一口飯吃，免得他們到處生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官員們還有一個擔心就是如果只在京師附近招募吏員的話，必然導致京師本地的吏員在朝廷部院衙門中佔據主要地位，現在衙門中本來就存在吏強官弱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地方最為突出。
吏員雖無品級，卻常能架空官員，其核心在于他們掌握了地方行政的技術壁壘。科舉出身的官員多不諳庶務，而吏員世代盤踞地方，精通律令、文書與錢糧賬目，這使得官員在治理中不得不依賴他們，反被其控制。
如果京師部院吏員全是順天府或者北直出身的話，他們抱團對付官員，那也是極為要命的，所以他們堅決反對只在順天府考選吏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