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的争议确实是很大的，吏员也是朝廷的组成部分，也是能够出身的，对于这些无法在举业上有所进步的生员们来说，这也不失为一条比较便捷的出仕路径，虽然吏员要想成为官员，需要三考两上，最少九年之后才能够成为流内官，而且吏员出身所能够担任的官职，都是芝麻绿豆的小官。
但是毕竟是官，而且一样可以升迁，只是不如进士和举人升迁的快了，所以公平对于朝廷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吏员数量庞大，在大明的州县、朝廷之中所占据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一旦朱常洛实施三途并进，大量的吏员经过考选和升迁，也将成为大明官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吏员出身的官员，之后也将成为大明官场之中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朱常洛必须要考虑各派政治势力的要求，并且在其中调和。
所以朱常洛在权衡了其中利弊之后，所采取的方案就是按照乡试的方式，将朝廷的吏员数额加以分配，面向各省直考选，这样能够尽可能的做到平衡各派政治力量，同时在地方也要逐步推动吏员的考选，用朝廷所考选的吏员取代之前的世袭吏员。
这样才能够逐步加强朝廷对于地方官府的控制，而且对于吏员，也要重新制定等级制度，唐代九等吏员，实在是过于复杂了，并不利用吏员出身，这点朱常洛是很清楚的，历代朝廷对于这些这些吏员都是极为防范的，认为他们奸猾顽劣，难以控制。
但是另一方面朝廷的行政又必须要依靠他们，朱常洛认为他们熟悉政务，这点是可以利用的，吏员出身的官员，行政能力强，熟悉朝廷的各种典章制度，这点是要加以利用的，朝廷要通过制度杜绝这些吏员除官之后，长期在一个衙门或者是地方，形成地方势力。
除此之外，就是官吏俸禄的问题，朱常洛很清楚，要论严刑峻法，洪武朝的严刑峻法不可谓不狠辣了，但是即便是在当时，贪墨也就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即便是剥皮实草，这些官吏们也是前赴后继。
连太祖皇帝自己也感叹道：“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这些官员们连剥皮实草的酷刑都尚且不畏惧，朱常洛虽然也准备以严刑峻法整顿朝廷的吏治，但是朱常洛自己也很清楚，官俸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彻底整饬吏治，将大明朝廷的行政效率提高。
不过要想增加官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就是祖制问题，大明的官俸，是太祖皇帝所制定的，作为继任之君，朱常洛要想变更祖制，其难度自然是很大的。
太祖皇帝通过《皇明祖训》、《太祖宝训》确立涵盖宫廷规制、官僚体系、权力制衡的全方位制度体系，核心目标为维护朱姓皇权绝对权威，其法律效力涵盖皇室成员与官僚系统，
大明现在的祖制中透露出两大特点，一是防范之心，他屡屡告诫子孙在各个方面要倍加防范；二是专断、保守，朱元璋一再强调所立祖制是不能更改的。
由于朱元璋防范心重，在制度建设上，在“事皆朝廷总之”的前提下，着意于权力制衡的设计，废除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将丞相的权力分置各部，朝廷上的六部、五军都督府、都察院等重要职能部门互不统属，而后来崛起的内阁由于虽然确立了“备顾问”的性质，所以即便在其权势熏天的时候，由于不具名分，同样无法统属全局。
如此，虽然一定程度实现了朱元璋的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大明朝廷各衙门责任不明、权限不清的状况。各部门在谨守“祖制”的状况下，各安其份，不敢逾越雷池，缺乏创新精神，毫无生气、魄力，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墨守成规又相互制约的局面。
遇事不决问祖制，已经是大明朝廷的惯例了，严守祖训的本朝君臣们处处受到祖制的羁绊，用人委以老成，因循旧章，反对任何程度、任何形式的修改和调整，在本朝几乎没有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便是极好的例证。
在一些重大问题的争执中，官员们总是援引祖制，最终造成固守成例、不敢进取，或走向极端、偏执行事的局面。皇帝、百官皆不能审时度势、因时制宜，不能根据社会的变化进行适度的变通，朝廷上下缺乏生气，致使本朝成为一个进取不足的王朝。
重八哥的本意是制定出一套万世不易的制度，子孙世世代代遵守，所以太祖皇帝下旨称：“朕少遭乱离， 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之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训颂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而大明历代的臣僚们，也是始终将祖训作为他们行政的规范，如正德朝首辅李东阳就说过：“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托，生民之所仰赖。昔太祖高皇帝， 栉风沐雨十余年而后得早作夜思，三十余年而后定，何其劳也。太宗文皇帝，南征北伐， 定鼎贻谋，亦二十余年而后成，何其难也。 列圣相承，兢业同怠，以致今日。”
即便是张居正，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也要以祖制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他就说过：“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将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
朱常洛现在要进行改动，自然也要援引祖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