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茯苓站在正堂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把凉透的钥匙。
从正堂到东院，穿过两道月亮门，脚下的青砖从平整的老宅甬道变成了碎石子路。越往东走，光线越暗。老槐树的枝丫压得很低，把午后的阳光晒成碎点，落在青苔上。
东院的铁门还锁着。苏茯苓掏出钥匙，插进锁孔时手指顿了一下，这把钥匙，傅明兰也握过。锁芯转动的触感干涩滞重，咯噔一声，铁锁弹开。
院子比她想象的小。三间厢房，门窗紧闭。窗玻璃蒙了一层灰，透不进多少光。墙角长了一蓬野草，草尖枯黄，耷拉在砖缝里。
她妈最后住过的地方，就这么大。
正中间那间厢房的门上挂了一把新锁，黄铜色，锁芯干净。苏茯苓蹲下来试钥匙，卡住了。不是这吧。她转身走向左侧那间厢房，门虚掩着。推开门，陈旧的木头味混着灰尘扑面而来。
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放着一本书。
苏茯苓走过去拿起那本书，是一本《诗经》，蓝色封皮，书脊开裂。翻开封面，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明兰购于省城新华书店，1997年春。”字迹娟秀工整。她妈的字。她第一次见到她妈的字。
书页里夹着一张书签，手工折的白纸，上面画了一枝梅花。背面有一行铅笔小字：“他说他喜欢梅花。”
苏茯苓把书放回原处，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前两个空的，第三个锁着。她伸手在抽屉底下摸了摸，指尖碰到一把小钥匙，用透明胶带粘在底板背面。
咔哒一声，锁弹开了。
抽屉里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缘磨损发毛，像被人反复打开过。苏茯苓打开信封，抽出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封面上贴着白色标签纸：“1999年8月—11月。”
她翻开第一页。
1999年8月3日。只有一行字：“他来了。他说他会处理。”
没有称呼，没有名字。一个“他”，像一把悬在纸面上的刀。
1999年8月7日。“他又来了。带了一束梅花。他说等事情结束，带我去南方看真正的梅花林。我差点就信了。”
1999年8月12日。“他说快了。让我再等等。他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1999年8月25日。“他来了，但只待了十分钟。他说最近风声紧，让我别出门。他走的时候没回头。”
苏茯苓翻页的动作越来越慢。字迹里的情绪在变化，从期待慢慢变成焦虑。钢笔的笔迹越来越重，有些地方戳破了纸面。
1999年9月8日。“他来了。他很生气，问我为什么去找他。他说‘你担心就会害死所有人’。他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么重的话。”
苏茯苓停下来，闭了闭眼，重新翻开笔记本。
1999年9月15日。“他今天没生气。他带了一盒桂花糕。他说再给他两个月。两个月。”
她的目光停在“两个月”上。两个月后是1999年11月15日。傅明兰死于1999年11月8日。差七天。
1999年9月22日。“他来了。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走。我说我愿意。他走的时候抱了我一下。他第一次抱我。”字迹顿了一下，又补了一行：“桂花糕很甜。”
苏茯苓眼眶发酸，用力眨了一下眼，翻到下一页。
1999年10月7日。“我去了他说的地方。他没在。他房间里有一个行李箱，拉链没拉好，露出半截衣服。他要走。他准备一个人走。”笔迹很乱，最后一个字几乎划出了纸面。
1999年10月11日。“他来了。我问他行李箱的事。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对不起’。他说那件事比他想象的麻烦，如果他带我走，他们会找到我。”下面空了一大段，然后是一行很小的字：“我第一次看到他哭。”
1999年10月25日。“他没来。我打电话，没人接。我去了他说的地方，门锁了。房东说他退了房，三天前就走了。”
1999年10月28日。“他没来。我坐在院子里等了一整夜。槐树的叶子落在我身上，像下雪。”
苏茯苓的视线模糊了一瞬，用力眨了眨眼，翻到下一页。
1999年11月1日。“他回来了。他站在院门口，瘦了很多。他说他处理完了，说我们可以走了。他说‘跟我走，现在’。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不认识他了。”
1999年11月3日。“他走了。他说他会在省城等我三天。三天之后，他不会再来。”
笔记本空了两页。苏茯苓翻到倒数第三页。
1999年11月6日。纸面上只有一行字，钢笔笔迹重到几乎划破了纸背：“他不该来的。我不配。”
苏茯苓的手指停在那一页上，一动不动。窗外有风吹过，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信封里。站起来时腿有点发软，扶了一下书桌沿。信封里还有别的东西，她伸手摸了摸，抽出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边角泛黄。照片里是一棵梅花树，枝头开着几朵白梅。树下站着一个人，背对镜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肩膀很宽。背面有一行铅笔字：“他说他喜欢梅花。我偷拍的。”
苏茯苓盯着那个背影看了很久。灰夹克。宽肩膀。老太太说过，“傅明兰死后第三天，一个穿灰夹克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在老宅门口放了一束白菊花。”
是他。
苏茯苓把照片夹进日记本里，把日记本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落在那本《诗经》上，蓝色封皮，书签还夹在里面。
她关上门，穿过院子，走出东院铁门。口袋里的日记本贴着胸口的位置，微微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