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通往长安的道路上，群山连绵，山路在秦岭余脉的峡谷间蜿蜒盘旋。
张超骑在马上，看着前面那道刚够一辆马车通过的山口，又回头看了看身后拉了老长的辎重车队，皱眉。
“这往后粮草辎重运输必须得动用大量民夫了。这哪里是走路，简直是爬山。”
“像我们在那草原戈壁上那样直接全用驮马运输是不行了——这里的路太窄，又陡又滑，驮马在戈壁上能驮上百斤健步如飞，走这种山路驮不了那么多，还容易断腿。”
“走这种路，一辆马车翻下去，连马带车全没了。”
刘大骑着马跟在后面，也是满脸的不适应。
他在西凉和大水绿洲那边待惯了，一望无际的戈壁和草原跑起来畅快得很，哪像这里——走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爬完一道坡又是一道坡，路窄得连两匹马并排走都困难。
“我还是喜欢戈壁草原。”
“那边一眼望出去几十里，这边走过一座山还是山，望出去除了树叶就是石头。路又这么窄，马车一堵后面全停，想到前面去都过不去。”
卫昭骑在马上，听到两人的抱怨，开口道：“粮草辎重运输的问题，主公刚到七马城就已经开始想办法了。”
“当年从马圈口戍出来，在戈壁上跑了几千里转移，那时候主公就说过——到了中原这些地方，交通会是我们的大难题。”
“民夫肯定是要用的，不能像之前一样基本不用。”
“但也不会用那么多——主公让工匠坊在试制那种加钢套、用动物油润滑的独轮车，据说一个民夫推一辆独轮车能顶几个人挑担。”
“关键是不需要驮马，也不需要大路，人走得了的地方车就能推过去。”
“另外还有那种带轴承加固的四轮马车也在改，等把长安拿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不过现在这些东西还都在七马城那边试制，我们这一路还是得靠民夫和马骡队扛着。”
汉中城内，街上的人都议论纷纷。
“那些士兵怎么都走了？就留些小伙子在这？”
“不知道啊，敢情他们是来杀那些匈奴人的，杀完就走了？”
这些百姓对匈奴人没什么好感——这些年被匈奴人欺压得不轻，华夏军来了杀了那些匈奴人，他们心里其实是痛快的。
但华夏军就这么走了，他们又觉得不安。走了谁来管这里？走了匈奴人会不会杀回来？走了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能顶什么用？
他们能扛得住匈奴人的刀吗？
一个留着山羊胡的杂货铺老板正站在自家铺子门口，摸着胡子深沉地说道：“怕是没那么简单。”
“那些小伙子到处贴告示，说什么新的赋税章程、新的分地办法——你们看看那告示上写的，以后田赋按亩交，人头税取消了，徭役不能随便征。”
“这要真按告示上写的来，那几家大族还不得翻天了？他们手里握着几千亩好田，以前仗着给匈奴人收税，家里连粪勺都镶铜的。”
“现在让他们和咱们一样按亩交赋，他们能乐意？”
而在城内一座深宅大院内，两个中年人正对坐密谈。宅门紧闭，院内的老槐树上蹲着几只乌鸦，和这深宅里的气氛一样沉闷。
“大哥，这华夏军怎么全撤走了？是去了天水，还是走陈仓道去长安了？”
“我让人悄悄追出去看了，他们走得很急，连城外那些没拆完的帐篷都丢下了，应该是连夜走的，而且前后队伍拉得很快，不像是要回头的样子。”
被称作大哥的中年人端着一杯茶，没喝，只是盯着茶面上的热气出神。过了好一阵才开口：“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们后方出了变故——西凉那边或者哪座城出事了，所以走天水然后回西凉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去打长安了。”
“但不管是哪种可能，现在这座汉中城里，只有那些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到处在讲那个什么华夏的收粮收税政策。”
“没有兵，一个兵都没有。”
“粮仓的钥匙在他们手里，可护仓的兵走了；衙门的印信在他们手里，可差役散了；城门口的哨兵是他们自己带的亲卫，拢共就那么点人，分守四门都不够。”
前一个中年人往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道：“大哥，那我们不如趁机……把城拿了？”
“粮仓的钥匙只要弄到手，城里几千户人家的口粮就全捏在咱们手里了。那几个小子看着聪明，可聪明能顶什么用？他们身边就那点人。”
“我们族里青壮加佃户能拉出两三百号人来，再联络几家对大族分地不满的士绅——趁他们还没站稳脚跟，先把粮仓和衙署抢了，再把这几个小子的嘴堵上。”
“以后不管谁来，咱们手里握着城，都有本钱谈。”
那个被叫做大哥的摇了摇头，把茶碗放下，声音缓慢而慎重：“不要妄动，静观其变。这华夏军透着古怪——我看不透。”
“你想想，他们拿下城之后没有让士兵进城，没有抢东西，没有强征税收粮草。要粮草还是和我们几个大族买的，付的是真金白银和铁锅，不是白条，是当场兑现。”
“这种军队你以前见过吗？打了胜仗不抢不掠，还倒贴钱买粮？”
“还有昨天那个告示——按亩收赋、取消人头税、限制土地兼并，这哪是只动匈奴人？”
“这动的是我们的根基。”
“可他们偏不在城里留兵，偏偏把最弱的文官放在这里，偏偏到处宣传他们的政策。”
“这要么是他们后方真出了大急事，不得不走；要么就是想看看——谁先跳出来。”
“不管哪一种，先跳出来的，都不会有好下场。”
过去了几天，汉中城静得可怕。
各大族都猫在家里不出来，平时那些整天在街上耀武扬威的族中子弟全被长辈锁在院子里，不许出门惹事。
百姓们听着那些自称“华夏明经营”的年轻人站在街口，用清朗的声音告诉大家——以后怎么分地，只交多少税，家里孩子还可以进学堂念书识字。
那些话从街口传进巷子，从巷子传进院子，从院子传进每一户人家的窗户里。
不信。诧异。迷茫。
这些百姓在这座城里生活了几代人，经历过汉朝，经历过司马氏，经历过匈奴人。
每一次改朝换代，当官的说的都比唱的好听，但到头来赋税只会更重，徭役只会更多，日子只会更难。
可这些年轻人说的那些具体数字——每亩田交几成、徭役几天、学堂免费——又太具体了，具体到不像是假的。
编谎话的人不会把谎话编得这么具体，因为具体了就容易出错。
而一种叫野心或者叫贪婪的东西，也在某些深宅大院里慢慢冒了出来。
因为很多人感觉现在这汉中确实是没人管——没有军队在这里，没有衙役在街上，只有几个拿着木板炭笔的年轻人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