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三月的香港跟往年没什么不同。维港的风已经开始暖了，街上的行人脱了外套，茶餐厅的冻柠茶卖得比热饮快。但李家港那段时间比平时更安静。他每天到办公室之后会打开电脑看纳斯达克的指数，看几分钟，然后关掉，开始处理其他的事。
那段时间纳斯达克的曲线像一根被拉直的弹簧，每天都在往上拱。三月十号那天，指数冲到了五千零四十八点的历史高位。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庆祝——互联网新纪元来了，传统经济死了，旧时代的玩家该退场了。李家港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那根曲线，没有说话。他旁边坐着沈嘉仪，她刚从上海飞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数据报告。
你看这个。沈嘉仪把报告放在他桌上，翻到其中一页。那是一张对比图——2000年纳斯达克的市盈率曲线，跟1929年道琼斯崩盘前的曲线叠在一起。两条线几乎重叠。
李家港看了一眼。你什么时候做的？
上周。
结论？
估值已经脱离基本面了。
李家港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维港三月的下午，阳光照在水面上白晃晃的。他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沈嘉仪。
减多少？
百分之七十。
沈嘉仪没有追问。她低头在报告上写了一行字，然后抬头看着他。我需要一周时间。
那一周，港湾投资的操作非常安静。沈嘉仪没有发公告，没有通知市场，只是每天分批卖出互联网相关的持仓。她不卖最热门的那些——那些反而好卖——她卖的是那些已经涨了五倍十倍、但商业模式根本说不清楚的公司。一周之内，港湾投资在纳斯达克的互联网持仓从百分之六十降到了不到百分之二十。卖出来的现金，她全部换成了美元和港币的现金等价物，存在七个不同的账户里。
没有人注意到这笔操作。创世纪是一个实业集团，不是对冲基金，它的投资操作不会上新闻。但如果有人仔细看那周的纳斯达克成交量，会发现每天都有几笔不大不小的卖单，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账户，分布均匀，不急不躁。那是沈嘉仪的风格。她从来不在市场上制造声响。她只是提前走了。
三月中旬的某一天，林知夏从深圳给李家港打了一个电话。
纳斯达克涨疯了。
我知道。
你减了？
减了。
减了多少？
七成。
林知夏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觉得要崩？
不知道。
那你减？
沈嘉仪说，估值已经脱离基本面了。
林知夏又沉默了一会儿。她说的对。
你不反对？
我反对什么？林知夏说，我只是做芯片的。芯片不看行情。
李家港笑了一声。挂电话之前，林知夏补了一句：不过——那个海底光缆的项目，你投了多少？
不多。
那加一点。
为什么？
路还没修好。
李家港没有问他要加多少。第二天，沈嘉仪收到了一个新的指令——把海底光缆项目的投资额度增加百分之五十。她看了一下项目书，没有多问。只回了一行字：执行。
三月到四月之间，纳斯达克还在涨。指数在五千点附近震荡，偶尔创新高，偶尔回调，但整体维持在历史高位。市场上有人开始喊六千点。华尔街的投行报告越来越乐观，说互联网泡沫不是泡沫，是新经济范式的必然。李家港那段时间不太看报纸。他每天继续看纳斯达克的收盘价，看到之后在心里默念一个数字，然后关掉窗口。
四月初，沈嘉仪来他办公室，关上门，坐在他对面。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我想做空一部分。不是大量，但做一点。如果市场真的崩了，对冲一下。
李家港看着她。沈嘉仪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说明天要下雨了，带把伞。他跟沈嘉仪合作快二十年了，她每一次提出或者，背后都是她花了成倍的时间去推演过的。
做多少？
不超过总仓位的百分之五。
风险？
可控。但如果崩得比我想象的深，这笔能赚不少。
李家港靠着椅背，想了一会儿。你做。
沈嘉仪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没有回头。李家港。
谢谢你信任我。
门关上了。李家港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三月的阳光还是白的，海面上的船在走。他低头看了一眼电脑屏幕，纳斯达克还在五千点上面。他没有关。就那么开着，让那些数字在屏幕上跳。
四月中旬，纳斯达克开始松动了。先是小幅下跌，然后反弹，再下跌。反弹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小。市场开始有恐慌的迹象，但大部分人还在说回调是买入机会。李家港没有买。他把那些现金留在账户里，留着。
到四月底，纳斯达克已经跌破了四千点。五千点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李家港有一次在走廊里碰到沈嘉仪，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站了一会儿。沈嘉仪说：你看到今天的指数了？
看到了。
吓到了？
没有。
为什么？
李家港想了一下。因为那天在办公室看那两根曲线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它会下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沈嘉仪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走得不快，脚步很稳。李家港看着她走远，然后回了自己的办公室。那天下班的时候，他没有再看纳斯达克的指数。他已经不需要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