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纳斯达克跌到了两千八百点。那些半年之前还在封面上笑的互联网公司，已经有一大半从新闻里消失了。但李家港没有在看新闻。他在看一份清单。
清单是沈嘉仪做的。一共四十三页，打印出来厚厚一沓，用订书机订在左上角。每一页上面列着一家公司——名字、地点、主营业务、估值变化曲线，还有一行沈嘉仪手写的注记：可谈。
李家港花了一个周末看完了那份清单。他把其中十三页折了角，然后给沈嘉仪打了一个电话。
折了角的那些，先谈。
沈嘉仪在电话那头没有多问。她翻了一下自己留的那份底稿，十三页——海底光缆项目、三个数据中心、两家光纤制造商、一个卫星通信的许可、七个不同的城市的地产。她数了一下，问了一句：你确定现在出手？
现在最便宜。
还会更便宜。
那就买到更便宜为止。
沈嘉仪沉默了几秒。预算？
没有预算。买完为止。
第一个项目是海底光缆。那条从香港到日本再到美国西海岸的光缆，去年立项的时候还在筹钱，今年已经在铺了。但原来的几个投资方在泡沫破裂后资金链出了问题，不得不把份额打折转让。李家港让沈嘉仪去谈，只说了三个字：全要。
沈嘉仪飞到东京，跟项目方谈了三天。第三天的晚上她给李家港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同意折价百分之四十转让。条件是现金一次性付清。
你知道那笔钱——
知道。
沈嘉仪没有继续问。她签了合同。那条光缆后来在二〇〇一年铺通，成了亚洲最早的一批国际海底光缆之一。五十年后，那条光缆还在用。它经过的每一比特数据，都在创世纪的账上留下一分钱的过路费。但在一九九九年底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李家港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知道路会通。路通之后，走路的人会付钱。
第二个项目是数据中心。泡沫破裂之后，硅谷有一大批在建的数据中心项目停工了。有些已经建了一半，钢架都立起来了，但钱烧完了，投资人跑了。沈嘉仪从那份清单里挑了三处——一处在新泽西，一处在伦敦郊外，一处在香港。她派人去看了现场，拍回来的照片里，钢架上生锈的痕迹比混凝土凝固的时间还早。
能买吗？李家港问。
能。但要自己收尾。施工方走了，许可证要重新办。
多久能跑起来？
新泽西那个，三个月。伦敦那个，半年。香港那个——沈嘉仪看了一眼照片，下个月就能用。就差服务器没进场。
李家港在那些照片上看了很久。最后他把新泽西那栋停工了的钢结构建筑的照片挑出来，放在办公桌抽屉里，跟爷爷的笔记本放在一起。方洁瑛后来有一次问他为什么放那张照片，他说：因为一个没建完的东西，比一个没开始的东西更接近完成。
第三个项目是光纤制造商。那是一家美国公司，做光纤预制棒的，技术在全球排前三。泡沫之前估值高得离谱，泡沫之后跌了百分之七十。创始人是个六十多岁的美国人，叫哈里森，在行业里干了四十年，从玻璃纤维开始做的。李家港飞了一趟美国去见他，两个人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谈了四个小时。
哈里森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做家电的，为什么要买光纤？
李家港说：因为光纤是路。我的东西要走这条路。
哈里森看着他，沉默了很久。我的工厂在俄亥俄州。那里的工人跟着我干了二十多年了。如果你买了之后要关厂——
不关。
你确定？
我做过一次关厂的决定。李家港说，那是在一九七八年。一家破产的电器厂，二十几个工人。后来我没有关。它活下来了。
哈里森看了他很久，然后站起来，伸手。
那笔交易在两个月内完成。创世纪以泡沫前不到三分之一的代价，拿下了全球排名前三的光纤预制棒技术。后来那些光纤被铺进了海底光缆，铺进了城市骨干网，铺进了每一座数据中心。但二〇〇〇年的夏天，这笔交易在新闻上只占了很小一个版面。
那些收购都是安静的。创世纪的团队不大，没有敲锣打鼓的发布会，没有媒体的追捧。沈嘉仪在香港办公室里每天签文件，阿强在深圳调物流，林知夏在研究这些新买的东西怎么跟自己的芯片对接。李家港在那些天里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坐在办公室，看清单上的条目一条一条地变成已完成。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他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走在中环的街上，路过一家关了门的互联网公司办公室，橱窗里还贴着招兵买马的告示，日期是去年十二月。玻璃上落了一层薄灰，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空荡荡的工位，几台显示器还放在桌上，键盘上沾着灰尘。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回到家的时候方洁瑛还在画室。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在画一块灰蓝色的底子，跟之前那幅不同的是，她在底子上画了一小片光——不是那种耀眼的光，是一小块浅浅的暖色，在整片的灰蓝色里显得很小，但确实在那里。
新画？他问。
叫什么？
方洁瑛放下画笔，退后两步看了看。还没起名字。她想了想，也许叫天亮之前
李家港看着那一小块暖色。它小，但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