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银票推行一个月，罗勇港的商人们开始习惯了那张纸。太习惯了。
习惯到有人开始动歪脑筋。
那天早上，朱慈炯还在校场上看操练。陈婉儿跑过来，脸色不好看。
“出事了。”
“什么事？”
“兑换点门口排长队。五十多个人，都在挤兑银票。”
朱慈炯皱眉。五十多个人同时兑银，不正常。平时一天也就五六个。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一早。昨晚码头上传了个消息，说明远商号的银库见底了，发不出银子了。”
“谁传的？”
“不知道。矮脚虎在查。”
朱慈炯没有立刻去兑换点。他先回了书房，翻出银库的账本。陈婉儿管账，账记得清楚——银库现有白银四万二千两，铜钱八万贯。按银票发行总量算，准备金充足，完全没有“见底”这一说。
谣言。
但谣言不怕，怕的是信。
他走到兑换点时，队伍已经排到了码头边上。五十多个人，有商人、有兵家属、有码头工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种表情：慌。
“朱公子！”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潮州布商，姓林，手里攥着一沓银票，“我这里三百两银票，兑银子！”
“林老板，你的银票上周才存的，怎么今天就兑了？”
“不是我不信明远商号，”林老板搓着手，“但码头上都传遍了，说银库空了。我要是不赶紧兑，万一明天兑不出来了呢？”
挤兑的心理。不是不信你，是怕别人先兑完。
朱慈炯没有解释。解释没用。恐慌不讲道理。
“黄德海。”他叫了一声。
黄德海从人群里挤出来。他是华商会副理事，跟罗勇港的华商都熟。
“在。”
“去把银库打开。把所有银锭搬到兑换点门口。一张桌子不够，搬三张。把银子码在桌上，让所有人看见。”
“搬出来？”黄德海愣了，“万——”
“搬。”朱慈炯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
黄德海去了。一刻钟后，八个壮汉扛着四口大木箱走到兑换点门口。箱子打开，白花花的银锭在阳光下闪得人眯眼。
四万二千两白银，码在三张桌上，像三座小银山。
人群安静了。
朱慈炯站到桌上。没错，站到了桌上。他比所有人都高一头。
“各位。”他的声音不大，但码头上所有人都听得见，“这是明远商号的银库。四万二千两白银，一文不少。你们手里的银票，每一两都有真金白银做底。”
他指了指那三桌银子。
“谁要兑，现在就兑。我亲自盯着，一两不少。但我说一句话——你们兑完银子，揣着沉甸甸的银锭回去了。然后呢？下次跑远洋贸易，你们是扛着三百两白银上船，还是揣着三百两银票上船？”
没人说话。
“银锭重，银票轻。银锭怕偷怕抢，银票丢了可以挂失。银锭过关卡要验要扣，银票一张纸揣怀里谁也查不出。你们兑银子，是因为怕。但你们想想，你们怕的到底是什么？是银票不值钱，还是怕别人比你们先兑完？”
队伍里有人开始犹豫了。
那个潮州布商林老板，手里攥着银票，看了看桌上的银子，又看了看手里的纸。他把银票翻过来看了看，“明远”二字的水印在阳光下隐约可见。
“朱公子，”他开口了，“我要是不兑呢？”
“那你就揣着银票回去。”朱慈炯说，“明远商号还在，银库还在，兑换点还在。你什么时候想兑，什么时候来。没人催你兑，也没人不让你兑。”
林老板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银票揣回了怀里。
“那我不兑了。”
他转身走了。
队伍开始松动。一个、两个、三个，有人开始离开。不是所有人——最后还是有十几个人兑了银子。但那三桌银山纹丝不动地码在那儿，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扫了一眼。
黄德海凑过来，低声说：“三少爷，矮脚虎查到了。谣言是一个叫阿福的码头工人传的。但他不是编的，是有人给了他二两银子，让他传的。”
“谁给的？”
“阿福说是许老板的管事。”
朱慈炯的眼睛眯了一下。许老板——就是当初在议事厅拍桌子反对银票的那个潮州帮老大。
“不急。”朱慈炯从桌上跳下来，“让阿福继续在那儿待着。不用声张。”
“不追究？”
“追究一个许老板有什么用？根子不在他身上。”朱慈炯看着码头上渐渐散去的人群，“银票最大的敌人是谣言，是信心。信心建立了，十个许老板也翻不了天。信心没建立，一个谣言就够。”
他转身望向码头上那三桌银子。
“搬回去吧。明天开始，银库每月初一公开盘点。任何商人可以来看，看了不满意可以当场兑银。我不怕人看，我怕人不看。”
黄德海咧嘴笑了。他明白了，朱慈炯不是在处理一次挤兑，他是在建一套制度。透明的制度比任何解释都有说服力。
那天晚上，挤兑的二十几两银子全部被人用银票换了回去。不是朱慈炯逼的，是那些人自己回来的。
因为他们发现，揣着银子回家，确实太沉了。
而银票，轻得像一片树叶。但这片树叶，比银子还硬。
第二天，黄德海在华商会上放了一句话。
“明远银票能不能信？你们去看看三少爷的银库。四万两白银摆在桌上让你们看。许老板有这底气吗？许老板连自己家的账都不敢给人看。”
几个理事笑了。许老板没笑。但从那天起，他再也没在公开场合反对过银票。
不是认输了，是知道赢不了。
银票的信用，就像一棵树。谣言是风，风能吹动叶子，但吹不动根。只要根扎得深，风越大，树越稳。
朱慈炯站在码头上，看着兑换点门口恢复平静。
“婉儿。”
“嗯。”
“以后每月初一的银库盘点，你来主持。让所有人看见，是朱公子一个人在管钱，是华商会和明远商号一起在管。”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管钱叫独裁，一群人管钱叫信用。”
陈婉儿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她只是在账簿上多记了一行字：每月初一，银库公开盘点，华商会到场监督。
挤兑的第二天，风向变了。
更多的人来了——不是来兑银子，是来存银子。许家小子兴冲冲地捧着一包银子拍在柜台上：“全换成银票！”昨天他跳着脚来挤兑，今天又跳着脚来存。一个时辰内，七家商号护送银子来兑换，有三家正是昨天挤兑的。
“三少爷，”黄德海晚上禀报，“今天兑入的银子比昨天兑出的多一倍。银票的信用，站住了。”
“让银子动起来。”朱慈炯站起身，“银子堆在库里是死物，流出去才是活水。银票的信用不是一次亮银库就能永远站住的，它需要一个透明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看见、都能监督。”
这一行字，后来被写进了明远银票的发行条例，成为南洋金融体系的基石。
“三少爷，”黄德海走后，陈婉儿问，“那个造谣的许老板，怎么处理？”
“他人呢？”
“走了。昨天挤兑的时候他站在队伍里喊得最凶，今天亮银子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他不敢留。”朱慈炯说，“但他会去其他地方散布同样的谣言。这种人不用杀，杀了反而让别人觉得明远商号心虚，不敢面对质疑。让他去说，说到没人信为止。”
“那他背后是谁？”陈婉儿眉头皱起，“他一个小许老板，哪来的胆子散这种谣？”
“查。”朱慈炯说了一个字。
十天后，孙矮子传回消息：许老板是巴达维亚一个荷兰商人的买办，那个荷兰商人叫范·霍恩，Voc的亚齐商务代表。
朱慈炯听完，眼神没有变。
“荷兰人已经在动了。”他对陈婉儿说，“他们不敢正面打，就从银票上下手。说明他们怕了。怕的是我们的枪，是我们的银票。”
朱慈炯站在码头边缘，看着这些人忙活，心里有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