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兵解决了兵源，识字播下了文化的种子，但真正让本地人认同大明的，不是饷银和识字课，而是一件更朴素的事：吃饱饭。
暹罗的农民为什么穷？因为六成收成交了租。朱慈炯控制暹罗东海岸后做的第一件事，减租。从六成降到四成。
消息传到阿瑜陀耶城，排华派贵族炸了锅。
“六成是祖制！”披耶·猜纳空在贵族议会上拍桌子，“华人凭什么改我们的规矩？今天减租，明天是不是要减我们的脑袋？”
几个老贵族附和。但更多的人不说话。他们知道，明远商号的两千条火枪就架在东海岸，距离他们的庄园不过三十里水路。
猜纳空不管这些。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做了两件事：第一，照旧收六成租；第二，派家丁去明远商号控制区的边境巡逻，看到有农民往东海岸迁移，就拦回来。
三天后，一个叫乃通的暹罗农妇跑到了罗勇港。
她怀里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脸上是淤青，背上是一条半干的血痕。
“明远商号的大人，”她跪在码头上的碎石上，膝盖磨出血来，“我家男人想搬到东海岸种地，猜纳空的家丁把他打断了腿，说再跑就打死他。求求您，救救他。”
朱慈炯正在码头上看新到的火药清单。他听到声音，走过来。
“扶她起来。”
陈婉儿把乃通扶到板凳上坐下，给她倒了碗水。乃通的手在抖，水洒了一半。
“你家在哪里？”
“猜纳空封地，班塔村。离这儿四十里。”
“家丁有多少人？”
“十几个。他们守在村口，不准人出去。我是因为去河边洗衣服，趁他们没看见，从河里游出来的。”
朱慈炯的拳头在膝上攥了一下，指节发白。
他转身回到桌前，铺开地图，找到班塔村的位置。湄南河支流边上，猜纳空封地的边缘。
“赵铁柱。”
“在。”
“带一个排，三十人。轻装，走水路。天亮前到班塔村。”
“干什么？”
“把守村口的家丁缴械。把乃通的男人和所有想走的农民接出来。”
“猜纳空的人要是反抗呢？”
“反抗就打。但我不要死人——打伤就行。让他们回去给猜纳空带句话。”
“什么话？”
“减租令是大明监国颁布的法令。暹罗东海岸是大明辖区。辖区内一切法令，以大明为准。谁不服，来罗勇港找我谈。”
赵铁柱带三十个火枪手，五条舢板，趁夜色沿河而上。
天亮前到了班塔村。
村口守着十四个家丁，带着刀和长矛，没有火枪。他们靠在一棵大榕树下打瞌睡，连哨都没放。
赵铁柱让人把舢板靠在芦苇丛里，三十人分成三组，从三个方向摸过去。
“不许动。”
家丁们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十几支火枪指着。
“谁？”领头的家丁弹起来，手按刀柄。
“明远商号。”赵铁柱的声音很平，“奉大明监国之令，班塔村农民有权自由迁徙。你们拦了一天，拦够了。把刀放下，滚回去告诉猜纳空，他的领地上有十几个人想搬到东海岸。让他们走，我不为难你们。”
领头家丁的脸青一阵白一阵。他认出了火枪——上次素拉猜带了六十个人，被这种火枪半刻钟打没了。
“放……放他们走。”他松开了刀柄。
十四个家丁扔下武器，跑了。
村子里，乃通的男人乃猜躺在竹床上，左腿打着夹板。他看到妻子带了人来，眼泪先掉了下来。
“能走吗？”乃通问。
“能。”赵铁柱蹲下来看了看四周他的腿，“断了，但没碎。找个木板抬着走。”
那天从班塔村迁出来的，不只是乃猜一家。村里三十七户人家，有十九户跟着走了。他们把能带的东西全带了——锅、粮、鸡、一头瘦牛。拖家带口，沿河而下。
走到半路，隔壁两个村的人也跟上了。消息传得快——明远商号来接人了，减租到四成，家眷管饭。
赵铁柱带着三十个火枪手和两百多号农民回到罗勇港时，码头上的人都愣了。
“铁柱，你这是去打仗还是去搬家？”刘大锤瓮声瓮气地问。
“都有。”赵铁柱咧嘴笑，“打了一架，搬了一村。”
朱慈炯站在码头上看着那群农民。他们衣衫褴褛，面色蜡黄，但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希望。
“婉儿，”他说，“给他们登记造册。每户分五亩地，发种子和农具。三个月内免税。”
“五亩地加种子农具，又是一笔开销。”陈婉儿翻着账簿。
迁移潮里，不只是暹罗人。
安南的渔民也来了。他们是从安南南部逃来的，黎朝和莫朝打了十年内战，渔民的船被征用运粮，不给工钱就被抢走。他们听说暹罗有个华人头子，减租到四成，家眷管饺，就冒着风浪来了。
还有马来人。一个叫阿德南的马来渔夫，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从马来半岛东岸划了一条独木舟，足足划了半个月。到罗勇港时，独木舟的底已经快穿了。
“你从马来划船来的？”黄德海在登记时问。
“是。”阿德南的官话很跳，但努力说清楚，“听说这里减租，家眷管饺。我妻子怀孕了，不能再在海上飘。”
“你会什么手艺？”
“缚网。”
黄德海眼睛一亮：“罗勇港缺缚网工。明天去找刘大锤，他要造新船坝，正缺人。”
阿德南一家人就这样留了下来。他的妻子后来在罗勇港生了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明生”。
“花得值。”朱慈炯看着那些农民，“这些人今天跟着我走，是因为我给了他们一条活路。三年后，他们的儿子会替我打仗。十年后，他们的女儿会嫁给我的兵。这不是花钱，是买根。”
“买根？”
“根扎下了，树就倒不了。”
班塔村的事传到阿瑜陀耶城后，猜纳空在庄园里摔了一只茶盘。
“十四个人，被三十个华人兵缴械？”他的面色铁青，“他们有火枪，我的人只有刀。这不叫打，叫欺负。”
管家低头站着，不敢接话。
“去查，”猜纳空冷静下来，“那个叫乃通的女人是怎么跑到罗勇港的。走哪条路，谁带的路，沿途谁的局子。全部查清楚。”
他没有报复。不是不想，是不敢。明远商号的两千条火枪就架在东海岸，他的封地距离罗勇港只有四十里水路。他的家兵被缴了械，他的农民被抢了，他只能在庄园里摔茶盘。
但猜纳空不是什么都没做。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阿瑜陀耶城的贵族议会。信里只有一层意思：华人在抢我们的人，今天抢农民，明天抢土地，后天就要抢我们的脑袋。
这封信在贵族议会上被念了出来。几个老贵族脸色不好看，但更多的人保持沉默。他们看得清楚，东海岸的华人并不是来抢土地的——他们抢的是人心。而人心这种东西，抢起来比土地可怕得多。
减租令的消息传遍暹罗东海岸后，迁移潮来了。那是一村一村地来，是一片一片地来。暹罗农民、马来渔民、安南难民，拖家带口涌向明远商号控制区。
黄德海带着华商会的理事们，在码头设了一个安置点，专门接待新来的移民。矮脚虎跑前跑后传话，阿贵带着装卸工帮人搬行李。
“三少爷，”黄德海禀报，“这半个月来了八百多人。按这个速度，年底能过三千。但粮食不够了。”
“不够就买。”朱慈炯说，“从占城和安南买米。林老板那边有路子，让他帮忙中转。”
“是。”
朱慈炯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排队登记的农民。
乃通抱着孩子站在队伍里。她的脸上有笑了，虽然笑里还带着疲惫。
但迁移潮带来的不只是人口和劳力。人多了，粮食就紧张。人多了，麻烦就多。不同族群的人挤在一起，因为一块地、一口井、一条河流，就能打起来。
黄德海一天跟朱慈炯说：“三少爷，十个村子的人为了争一条灌溪，差点动手。华人村和暹罗村为了争一块放牧的荒地，互相拆了篷笼。”
“这些事以后会越来越多。”朱慈炯说，“人多了，就得有人管。不是拿枪管，是拿法律管。明天开始，在罗勇港设一个理民厅。争地、争水、争物的，不准动手，去理民厅说。谁动手，忠字营管。”
“理民厅？”黄德海怔了一下，“这是什么官？”
“不是官，是裁判所。”朱慈炯说，“十个村子的人，十个村子的老人出来说理。说不通的，我来说。”
“三少爷，”乃通喊了一声——她已经学会了这个称呼，“我男人说，腿好了以后要给您当兵。”
“先养好腿。”朱慈炯笑了，“当兵不急，先把地种好。”
这片陆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朱慈炯未来的子民。
他转身走了。身后，码头上号子声、锤击声、孩子的哭声、母亲的哄声，混在一起。
这是南洋最热闹的声音。
也是大明最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