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不遂人愿，就在战局向好之际，一场新的危机爆发了。
补给危机。
1682年冬，东北季风如期而至。从安南到广东的海路，明军的生命线，被季风严重干扰。运粮船逆风航行，速度极慢，而且经常被风浪逼回安南。
一个月内，三艘运粮船被福建水师击沉，两艘被逼回安南。
广州的粮仓开始见底。
断粮是一种无声的恐惧，它不像刀箭那样看得见、躲得开，它像一条蛇，慢慢缠上来，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喘不过气了。
前线的将士们开始省着吃，一天三顿改成两顿，两顿改成一顿。到后来，一顿也只敢吃半碗。火枪手的体力急剧下降。
更麻烦的是银票，广州的米价三个月涨了四成，有商人在兑换点挤兑白银。陈婉儿连夜从南都发来急信：“军费开支太大，银票快兜不住了。”
他盯着信看了很久。陈婉儿说的“明朝宝钞的老路”，就是没有准备金地狂印钞票，最后变成废纸。她的银票靠南洋贸易的真金白银做准备金，一旦超发，信用崩塌只需一夜。
他提起笔回了一封信，只有两行：“银票的事你全权处理。南洋的贸易不能停，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是北伐的命根子。”
写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婉儿，辛苦了。”
他放下笔，看着那封信发了一阵呆。陈婉儿在南都替他扛着整个帝国的钱袋子，北伐的军费、广东的重建、安南的驻军、水师的造船，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银票超发就是经济在流血，如果不止住这个口子，前方的仗还没打赢，后方就先崩了。
“不能让她一个人扛，”他低声说。但他眼下能做的，只有放手让她全权处理。
赵铁柱急得在军帐里来回踱步。
“火药只剩三天的量了！三天！打一仗都不够！”
刘大锤从罗勇港的兵工厂里发来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枪管子打出来了，没火药有个屁用！”
赵铁柱看完信，把信纸揉成一团，又展开，又揉成一团。他的副将站在一旁，不敢出声。跟了赵铁柱这么多年，他见。
“将军，”副将终于忍不住开口，“要不……让弟兄们省着点用？训练先停了？”
“训练已经停了！”赵铁柱猛地回头，眼珠子通红，“每一粒火药都收归统一管理了，连擦枪的油都省着用！你说还能怎么省？”
副将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
赵铁柱吸了口气，压下了翻涌的火气。他知道冲副将发火没用。火药不会因为骂人就变多，得想办法。
他坐下来，拿起案上的地图看了很久。从广州到安南，一千多里海路。这条线就是大明的血管，现在血管被人掐住了。
“如果清军趁现在来攻呢？”他问。
副将的脸唰地白了，“将军，那……”
“那我们就得用刀枪弓箭跟人家的火枪火炮干。”赵铁柱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火枪没了火药就是铁管，可刀不会。”
“传令，”他回头对副将说，“所有火枪手加练近身格斗。刀术、枪术、盾牌，每天练两个时辰。火药省下来，只给实战用。”
“是！”
“老刘，”他说，“你也急了吧。”
他坐回案前，拿起笔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前线各营将领的，内容只有一句：“再撑一个月。补给就要到了。”但他知道，一个月，对断粮的前线来说，比一年还长。断粮的日子里。每一顿饭都是煎熬。
士兵们不是打不过敌人，是饿打不过。空着肚子拿刀，连举刀的力气都不够。
他把信封好，交给信使。信使走后，赵铁柱一个人坐在军帐里，听着帐外的风声。广州的冬夜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远处城墙上传来更夫的梆声，一更天了。他想起看过的一句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是古人说的，两千年前的古人就知道，打仗先打粮。但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他现在才真正懂了这句话的分量。”
城里的百姓刚从尚可喜的铁腕下解脱出来。赋税是减了，但粮价涨了四成。百姓买不起米，明军自己都快断粮了，哪有余粮卖给百姓？
“军民都在饿，”赵铁柱低声说，“这仗再打下去，不用清军来攻，我们自己就垮了。”
这就是客场作战的代价，客场作战，补给线就是命门。
朱慈炯看着地图上的补给线，一条从安南到广东的海上命脉，在冬季的季风中摇摇欲坠。
他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但新方案不是一天能想出来的。他把自己关在行宫里，对着地图看了整整两天，每一条航道、每一个港口、每一季的风向，都标在上面。
冬季的东北季风从大陆吹向南洋，逆风的船走得慢，而且容易偏航。但季风不是铁板一块，靠近海岸线的风力会减弱，因为陆地上的山丘和树林会挡住风。
“如果船不走外海，走内海呢？”他自言自语。
但走内海需要沿途有补给点，否则船在中途断了水和粮，一样是死。
他正想着，郑慧娘的军报到了。信上说：“沿海粮道，不走外海，走内海。方案已拟好，请陛下过目。”
朱慈炯拆开信，看完之后愣了一下。
他和郑慧娘，隔着千里，想到了同一个方案。
“这个女人，”他摇了摇头，嘴角不自觉地翘了一下。
他把郑慧娘的方案和自己的想法对比了一遍，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郑慧娘的方案更细，她标出了十座中转站的具体位置、每站的储粮量、护航船只的数量和航线。
“准了。”他在信上批了两个字，连夜送回。
信送走之后，朱慈炯没有回行宫，而是一个人走到了广州城外的码头上。
夜很深了，海风从珠江口灌进来，带着潮水的咸腥味。码头上的灯笼在风中摇晃，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远处的江面上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浪头拍打堤岸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他想起了广州首败时那个夜晚，也是这样的码头，也是这样的夜风。那时候他站在旗舰的船尾，看着身后残破的舰队，怀里揣着陈婉儿给的铜钱。那时候他以为，只要勇气够、决心够，就能打赢。
七年过去了，他学会了比勇气更重要的东西：耐心。
打广州，急了。首攻南京，也急了。每一次急，都要用命来还。三千一百二十七条命、两千条命。这些数字不是账本上的墨迹，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名字、有父母、有等他们回家的人。
他想起兵书上的一句话：“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但兵书上没写的是，等比打更难。他以前不懂，觉得打仗就该一往无前、速战速决。但七年北伐教了他，有些时候，等比打更难。
等的时候。你得看着粮仓一天天空下去、看着弟兄们一天天瘦下去、看着敌人一天天壮大，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这种等待比任何战斗都折磨人。
“不会再急了，”他说。海风把这句话撕碎了，散进了夜色里。
他转身往回走，靴底踩在码头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回响。身后，珠江的浪声依然一下一下，像这座刚从战火中醒来的城市在呼吸。
就在他站在码头上的同一个夜晚，肇庆城里，尚可喜也在城楼上看着月亮。
老人裹着厚厚的棉袍，广东的冬天不算冷，但他老了，血气不足，一点夜风就打哆嗦。他的身边站着他最信任的部将，一个跟了他三十年的老兵。
“王爷，”部将低声说，“探子来报，明军断粮了。”
尚可喜的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暗了下去。
“断粮不代表断气。”他的声音沙哑，像干枯的树皮，“那个南洋皇帝，朕见过他的手段。他不会让自己饿死的。”
“可是，”
“等着看。”尚可喜裹紧了棉袍，“鹿死谁手，还没定。”
他转过轮椅，让部将推他回城楼里去。月光在他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朱慈炯也在为粮发愁。
他召集了军需官，“还有多少粮？”
“回陛下，够吃七天。”军需官的声音发颤。
“七天，”朱慈炯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七天后呢？”
“七天后，就断了。”
朱慈炯没有说话。他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山峦。七天，他必须在七天之内找到新的粮源。否则，不攻自破。
朱慈炯的手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七天，这是他最后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