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二十六年，西历1687年。
休整期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
施琅。
施琅第一次见到“迁界禁海”的成果，是在1685年深秋。
他奉命巡查福建沿海防线，从泉州一路向南。船队沿着海岸线走，他站在船楼上用千里镜看——三十里内，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
村子烧了。田荒了。码头的石基上长满了藤壶，说明海水已经泡了很久。渔民的房子只剩焦黑的框架，像一具具被剔了肉的骨架。
最后一批不肯走的百姓，被清军拖出村子。一个老渔妇抱着孙子跪在灰烬里，哭得撕心裂肺。施琅站在路边看着，没有说话。
副将在旁边催：“将军，走吧。这是上头的令。”
施琅没动。他看着那个老渔妇，看着她怀里的孩子——四五岁，脸上全是灰，眼睛里全是恐惧。那双眼睛让他想起了四十年前，他自己也是这么大的时候，跟着父亲从漳州逃难到厦门。那时候海面上还有船，岸上还有家。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任务是巡海，不是救人。清廷怕的不是外敌来犯，怕的是自己的百姓逃到海上去——逃到南洋，逃到台湾，逃到任何一个不在满人掌控之中的地方。所以烧光、搬光、清光，三十里内不留活人。
这就是他效忠了十年的朝廷。
当天晚上，施琅在船舱里喝闷酒。他很少喝酒，但那天喝了。酒是劣酒，辛辣，烧嗓子。副将不敢进来，在外面守了一夜。
酒到半夜，他把碗砸了。瓷片碎在甲板上，声音很脆。
“将军？”副将掀帘探头。
“没事。”施琅的声音沙哑，“睡觉。”
他躺下了，但一夜没合眼。
两年后，1687年。
施琅收到一封密信，是广东那边传过来的，用明远银票的暗号写的。拆开之后只有一句话：“大明海军副统领之位虚席以待。”
没有署名，没有落款。但施琅知道是谁写的——能让人把信送进福建水师提督的船舱里，整个南洋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那个女人的银票，在福建沿海比大清的铜钱还流通。
他把信放在桌上，看了一夜。
蜡烛换了三根。信纸被烛泪沾了几个点。
施琅六十岁了。降过一次——从郑氏出走降清，被骂“叛徒”。再降一次——从清降明，会被骂什么？三姓家奴？他心里清楚。
但烧了信之后，他又捡回来。
天亮时他叫来副将。
副将进舱时，施琅站在窗前，背对着他。
“沿海三十里，还有多少活人？”
副将答不上来。
施琅转过身，“收拾船。”
“去哪？”
“南洋。”
他带着三十艘战船、两千名水手和一百多名造船工匠，从福建出海，沿南海一路北上，在广东登陆后转赴南昌。
朝堂上，文武百官分列两侧。施琅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他身上。一个从清廷叛来的水师将领，六十多岁，须发斑白，腰板却挺得笔直。他穿着半旧的青布袍，没有甲胄，没有官服，像一个走远路的老船工。
“施将军，”朱慈炯拱手，“久仰。”
施琅打量了他一眼。五十多岁的皇帝，鬓角已有白发，但眼睛很亮——不是年轻人的那种亮，是在海上漂了几十年、见过太多生死之后沉淀下来的那种亮。
“陛下，比臣想象中年轻。”施琅直说。
“朕也以为施将军会更年轻。”
施琅笑了一声，沙哑。“老臣今年六十有三，这辈子一半在海上一半在牢里。人不老才怪。”
他拱了拱手，但没有跪。朝堂上引起一阵骚动，几个文官皱起了眉。武将们倒是理解——水师的人，膝盖硬。
“臣来投大明，有两个条件。”
“说。”
“第一，臣要带兵。打了一辈子海战，不想坐在衙门里喝茶。”
“准。”
“第二，”施琅顿了一下，目光扫向武将列中的郑慧娘，“臣不与郑慧娘同署。”
朝堂上安静了。
所有人都知道两人的旧怨：当年在郑氏水师中，施琅和郑慧娘因为战术分歧公开争吵。后来施琅降清，郑慧娘骂他是叛徒。
郑慧娘从武将列中走出来，站在施琅面前。
她比施琅矮半头，但没有人敢出声。全朝堂的目光都钉在这两个人身上。
郑慧娘盯着施琅，看了三息。
“你当年从郑家走的时候，我骂你是叛徒。”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今天你从清廷走过来，我不骂了。”
她停了一下。
“但你要是再走第三次——”
她没说完。转身回了武将列，再也没有看施琅一眼。
施琅的嘴角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朱慈炯看了郑慧娘一眼，又看了施琅一眼。
“准。郑慧娘掌南洋水师，施琅掌北伐水师，分而治之，互不统属。”
施琅点了点头，这个安排他可以接受。
朱慈炯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嫌隙，不是一道命令能化解的。但眼下他需要施琅的水战经验和造船工匠，南京之战，没有施琅，他过不了长江。不是因为他信施琅的人品，而是因为他信施琅的本事。一个在海上漂了三十年的人，比任何人都懂长江。
散朝后，朱慈炯把施琅单独留了下来。
“施将军，朕问你一句话。”
“陛下请问。”
“你来投朕，是为了什么？”
施琅沉默了片刻，然后直视他的眼睛。
“为了打一仗。打完这一仗，臣就老了。老了不想死在岸上，想死在船上。”
朱慈炯看着他，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眼里没有野心、没有算计，只有一种他在赵铁柱眼里见过无数次的东西：不怕死。
“好，”朱慈炯说，“朕给你船。你替朕过长江。”
“南京之战，”施琅在军议上摊开一张手绘的长江水文图，“不能从正面强渡。”
他的手指点在了长江下游的一个位置。“扬州。”
赵铁柱抬起头，“扬州？那不是——”
“对，史可法守扬州的那个扬州。”施琅打断他。那座城，四十二年前被清军屠城十日。如今，大明要从扬州渡江，杀回去。
“从扬州下游渡江，绕过南京的岸炮群，然后从东面迂回，直插南京的侧翼。”
朱慈炯看着那张水文图。施琅画的每一条水道、每一处暗礁、每一段潮汐的时辰，都标得密密麻麻。六十多岁的人了，眼睛已经老花，他把油灯凑到鼻尖前，一笔一笔地描。
“好。”朱慈炯说，“就按施将军的方案，但不是现在。先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
“等刘大锤把最后一批攻城炮造出来。”
施琅皱了皱眉，“等多久？”
“半年。”
“半年，太久了。”施琅摇头，“清军不会等半年。康熙知道臣叛了，他一定会在长江沿线加修炮台。每拖一天，渡江就更难一分。”
朱慈炯看着他，“施将军，你急于渡江，朕理解。但急就是败。朕犯过一次，广州首败。两千人的命换来的教训。朕不想再犯第二次。”
施琅没接话。他在清廷见过太多因为急躁而失败的战例，满洲八旗打准噶尔时，也是因为急躁冒进，吃了大亏。
“好，半年。”他点了点头，“但半年之内，臣要把长江的每一条水道都摸透。”
“准。”
施琅转身走了，腰板挺得比年轻人还直。他走到殿门口时，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朱慈炯。
“陛下，臣这辈子投错了两次主。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没等朱慈炯回答，大步走了出去。
朱慈炯目送他跨过殿门。施琅，就是那个会用海军的人。南京之战的拼图，最后一块落了进去。
施琅到南昌一个月后，发现自己被盯上了。
不是明面上的，是暗的。他出营门，身后五十步总有个士兵在“扫地”。他去船坞，对面的茶棚里总坐着一个“闲人”。他写信，送信的驿卒比别人多绕一天路。
赵铁柱派的人。
施琅没揭穿。他在海上漂了三十年，盯梢的把戏瞒不过他。但他不急，他在等一个时机。
一个月后的深夜，施琅在舱中写了一封信，写完搁在桌上，没封口，蜡烛也没吹。他起身上了甲板，在船头站了半个时辰。
等他回来，信还在桌上，烛泪淌了一滩。信纸的位置歪了一寸。
有人动过。
三天后，赵铁柱闯进行宫找朱慈炯。
“陛下，施琅不可信。”赵铁柱把一张纸摊在案上，“暗哨截到的，他写给北京的密信。”
朱慈炯拿起那张纸看了一遍。信上写的是：臣身在明营，心系大清。假降待机，相机行事。
“您看看，”赵铁柱的脸涨得通红，“我说什么来着？三姓家奴，狗改不了——”
“你坐下。”
赵铁柱愣了。
“去把施琅叫来。”
施琅进殿时，看到案上摊着那封信。他看了一眼，没慌。
“陛下信了？”
“朕要听你说。”
施琅走到案前，拿起信，凑到烛火上烧了。纸灰飘落在案面上，他拍了拍。
“这信是臣写的。但不是写给北京的。是写给陛下看的。”
赵铁柱张大了嘴。
“臣降明，满朝都疑臣。赵将军派人盯臣，臣知道。与其让猜忌发酵，不如自己引爆。”施琅的声音很平，“臣写一封假信，让暗哨截了去。赵将军看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定会来问陛下。”
“你——”赵铁柱说不出话来。
“陛下要是信了那封信，说明陛下和旁人一样，臣白来了。陛下要是不信，臣就知道了——”他看着朱慈炯的眼睛，“陛下信的不是臣的话，是臣的本事。”
朱慈炯看了他很久。
“你的意思是，用一封假信试朕？”
“不是试陛下。是试满朝文武。”施琅拱手，“陛下信臣，满朝不信臣，臣寸步难行。陛下借这件事，让满朝知道——陛下用臣，不是糊涂，是定了的。”
朱慈炯看了他很久。
“朕信你的本事。但你要是再写第三封——”
“那就不是信了，是命。”
赵铁柱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嘴张了半天，最后“哼”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到门口时回了一句：“老狐狸。”
施琅冲他的背影笑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