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二十六年，西历1687年。
南昌城。
朱慈炯站在行宫的地图前，手指划过长江。上一次他站在这里，是首攻南京之前。那时候他太急了，十八年北伐磨光了他的耐心，他想要南京，现在就要。
结果，两千人溺亡在长江里。
他在行宫里闭门三天。第一天，他把首攻南京的每一个细节过了一遍，从渡江点到炮火覆盖到火船冲击。第二天，他把施琅的长江水文图摊在案上，逐段标注清军的岸炮位置。第三天，他写了一句话，贴在案头：
“急就是败。”
这四个字，他在广州首败后写过一次。二十年后，又写了一次。
这一次，他给自己四年的时间。
四年。不是半年，不是一年。四年。
“四年太久了。”赵铁柱在军议上说，“康熙不会等四年。他正在长江沿线修炮台，每拖一天，渡江就更难一分。”
“我知道。”朱慈炯说，“但施琅的江船还没造出来，刘大锤的攻城炮也没造出来。我们手里的船过不了长江，手里的炮打不穿南京的城墙。拿什么打？”
“拿命打。”
“广州首败拿命打过了，两千条命。南京首败也拿命打过了，又是两千条命。够了。”
赵铁柱不说话了。
朱慈炯把四年的计划摊在案上。第一年，造船。第二年，铸炮。第三年，练兵。第四年，等风。
“等到第四年，所有东西都齐了，再动手。在那之前，谁也不许提‘打’这个字。”
施琅的造船厂设在南昌城外的赣江边。他选了一个水深合适、江面开阔的位置，搭了六个船坞。
“海上的船进了长江就不好使。”施琅对何水生的徒弟说，“长江水浅、江面窄，海船太大、吃水太深。要造专门的江船，窄底、浅吃水、桨帆两用。”
何水生的徒弟叫何小宝，二十出头，手艺是他爹手把手教出来的。他看着施琅的图纸，皱了皱眉。
“施将军，这龙骨太窄了。窄底船在急流里会侧翻。”
“不会。加压舱石。”
“加了压舱石，吃水就深了。吃水深了，又过不了浅滩。”
施琅看着他，“你小子懂船。”
“我爹造了一辈子船。”
两个人吵了三天。船坞里的工匠们缩在一边，不敢插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对着一张图纸拍桌子、摔茶碗、互相骂对方不懂船。
最后何小宝说了一句话：“船是要打仗的，不是拿来看的。谁的法子结实，用谁的。”
施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按你的法子改龙骨，但桨帆两用不能变。”
何小宝改了龙骨设计，加宽了两寸，用双层木板叠压。施琅验算了一遍吃水深度，点头。
第一艘江船下水时，施琅亲自验收。他站在船坞里，用拳头敲每一根龙骨，听声音。闷的，有空洞，不行。脆的，实木，过关。
“第三艘的左舷肋骨偏了一寸。”他对造船匠说。
“一寸而已，”造船匠想辩解。
“一寸的偏差，在长江急流里就是半丈的偏航。半丈的偏航，撞上暗礁，一船人全完。”施琅的语气不重，但造船匠的脸白了。
返工。
赵铁柱也没闲着。他在南昌城外设了一个模拟渡江场，挖了一条宽三十丈的壕沟，灌满水，在对岸修了一面假城墙，放上稻草人当守军。
“每天，过沟、登城、格斗，练三遍。”他对士兵们说。
士兵们起初觉得无聊。但赵铁柱自己也跳进壕沟里，五十多岁的人了，穿着铁甲在水里扑腾，跟新兵没两样。
“将军，您歇着吧！”副官喊。
“歇什么歇，老子能歇，你们不能歇。”赵铁柱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渡江的时候，水没过头顶，箭在头顶飞，炮弹在身边炸，你们慌不慌？”
“慌。”
“慌就对了。慌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渡江不是打架，是送命。送完命，活下来的人接着打。所以练，练到不慌，练到闭着眼都能过沟、登城、列阵。”
练了三个月，士兵们过壕沟的速度从一刻钟降到了半刻钟。登墙的速度从两刻钟降到了一刻钟。
弘业二十七年，第一年。
施琅的船坞里，六艘江船的龙骨已经搭好了。赵铁柱的训练场上，士兵们过沟登墙的速度又快了一截。南昌城里的百姓渐渐习惯了城外隆隆的炮声和喊杀声——那不是打仗，是练兵。
朱慈炯站在城头，看着城外的船坞和训练场。四年才过去了一年，还有三年。
郑慧娘没等。
她带着三条小船，从赣江入长江，夜探下游航道。没有打旗号，船身涂了黑漆，桨叶裹了粗布，和夜色混成一团。
她要摸清三件事：清军岸炮的确切位置、换岗时辰、涨潮时水深能吃多深的船。
第一天夜探燕子矶，千里镜里数出了十二座炮台，间距百步。她记在纸上，标了方位。第二天在浦口外蹲了一夜，记下了换岗时辰——丑时三刻换，间隙一刻钟。第三天溯江到扬州下游，测了水深。三尺半，刚好吃她的江船。
回来的路上差点被清军巡逻船撞见。她下令熄了所有灯，三条船在黑灯瞎火中漂了半个时辰，听着清军船的桨声从二十步外划过去。
回到南昌后，她把水文图交给了施琅。施琅看了半天，又问她几个细节——哪段江面有暗礁、哪段江岸有芦苇滩可以藏船。
“你怎么知道的？”施琅问。
“我在水里泡了三天。”郑慧娘说，“水里能看见的东西，比图纸上多。”
施琅收了图，沉默片刻。“这份情，我记着。”
“不用记。”郑慧娘转身走了，“打南京的时候用上就行。”
朱慈炯站在城头，看着她的船消失在赣江转弯处。她跟陈婉儿一样，都是不等吩咐就自己动的人。这种人，不用管，管不住。
他转身回到行宫，在案头那四个字下面又加了一行：
“急就是败。等，也是打。”
南昌的日子，比战时更难熬。
不打仗的时候，朱慈炯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他每天卯时起身，先看军报，再看船坞和练兵场的进度，然后回到行宫批公文。日复一日。
有一天傍晚，他换便装上街。没带亲卫，只叫了赵铁柱陪着。两个人穿着粗布袍，走在南昌的夜市里，像两个走远路的老友。
“陛下，”赵铁柱啃着一根糖葫芦，“您上回微服是什么时候来着？”
“广州。”朱慈炯说，“打广州之前，朕上街买过一包花生米。”
“那花生米好吃吗？”
“不记得了。当时光顾着想怎么攻城，没尝出味。”
赵铁柱哼了一声，“您这人，吃花生米都不好好吃。”
他们路过一个卖馄饨的摊子，摊主是个瞎了一只眼的老汉，馄饨皮薄馅大，汤里放了不少胡椒。朱慈炯蹲在路边吃了一碗，烫得龇牙。
“好吃吗？”赵铁柱问。
“好吃。”朱慈炯把碗放下，“比行宫的饭好吃。行宫的厨子做菜跟批公文似的，一道一道，规矩太多。”
赵铁柱笑出了声，又赶紧捂嘴。
但笑声引来了一个小孩，七八岁，脏兮兮的，蹲在摊子边上盯着他们看。朱慈炯从兜里摸出一枚铜钱递过去。小孩接了，跑走了，连谢都忘了说。
“跑了。”赵铁柱说。
“没事。”朱慈炯看着小孩跑远的背影，“小孩子嘛，有铜钱就跑，不知道谢。长大了就懂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南昌城的夜市很热闹，卖布的、卖药的、卖糖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百姓们不知道身边蹲着吃馄饨的是皇帝，他们只管过日子。
“这就是太平的样子。”朱慈炯说。
赵铁柱没接话。陛下说的不是现在的太平，是以后的。
回到行宫，朱慈炯在案头那四个字下面又加了一行。这一次写的不是“等，也是打”，而是两个字：
“活着。”
打仗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打完仗。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弘业二十七年冬，一封快信从暹罗送到了南昌。
素帕玛的信。
信很短，但朱慈炯看完后，在灯下坐了一整夜。
暹罗出事了。
那莱王病重。法国人在阿瑜陀耶城修了堡垒、驻了兵，成了太上皇。暹罗宫廷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那莱王为首，亲法；一派以帕碧罗阇为首，驱法。那莱王一倒，政变就在眼前。
素帕玛没有请旨。
她直接坐了快船回阿瑜陀耶。
朱慈炯读到这一句时，手指在纸上停了很久。没有请旨。四个字，放在任何臣子身上都是抗旨。但素帕玛不是臣子，她是暹罗王女，阿瑜陀耶城是她的母邦。她等不了快信在南昌和阿瑜陀耶之间往返四十天，她必须现在就回去。
她走之前留了一封信给陈婉儿，只有一句话：“若我回不来，暹罗的事，你知道怎么办。”
陈婉儿把这句话转给了朱慈炯。朱慈炯看完，只回了三个字：“让她去。”
素帕玛到达阿瑜陀耶城时，那莱王已经咽了气。
帕碧罗阇发动了政变。法国驻军被围攻，堡垒被焚毁，法国军官被斩首示众。暹罗全境驱法，凡洋人面孔者，格杀勿论。
但帕碧罗阇的刀不止对准了法国人。他还对准了所有“通敌”的暹罗贵族——那些在法国人面前低过头、拿过法国人好处的人。清洗持续了三天，血流进了湄南河。
素帕玛是第三个被他召见的人。
帕碧罗阇坐在王宫的偏殿里，身边站着两排持刀侍卫。他看着素帕玛，目光复杂。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嫁了汉人皇帝，替汉人征暹罗的兵。暹罗的领主们恨你。”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
素帕玛看着他，“因为暹罗不能乱。法国人赶走了，但如果暹罗人自己杀自己，法国人走了也会再来。”
帕碧罗阇沉默了很久。
“你到底是暹罗人还是明人？”
“我是让暹罗不被灭国的人。”素帕玛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铁钉，“你赶走了法国人，接下来呢？法国人的船队会回来报复。荷兰人会趁火打劫。清廷如果知道暹罗内乱，也会伸手。你一个人扛得住？”
帕碧罗阇的手攥紧了刀柄。
“大明。”素帕玛说出了这两个字，“大明是暹罗的盾。你赶走法国人，我替你挡住法国人的报复。但前提是，暹罗不乱。”
三天三夜。
素帕玛在王宫里待了三天三夜。没有人知道她和帕碧罗阇谈了什么，只知道三天后，帕碧罗阇下令停止清洗，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贵族。
帕碧罗阇登上了王位，但暹罗没有脱离大明。相反，新王签署了一份国书：暹罗永为大明藩属，遣法之功，大明共之。
消息传回南昌时，已经是弘业二十八年春。
朱慈炯站在行宫的院子里，手里攥着那份国书，看了很久。
陈婉儿走到他身边，“她做到了。”
“她做到了。”朱慈炯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有一种很深的情绪。是心疼。
他低头看了看国书末尾素帕玛的签押。暹罗文的花体字，旁边盖着一枚小印，是他送她的那枚白玉私章。
她用他的印，签了暹罗的国书。这枚印的含义，比千军万马还重。
“写封信给她，”朱慈炯说，“就四个字。”
“哪四个字？”
“平安就好。”
两个月后，素帕玛的回信到了南昌。信里夹着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块桂花糖，用油纸包着，还带着阿瑜陀耶城的甜香。
信很短：“殿下，阿瑜陀耶城的桂花开了。妾身采了一筐，制了桂花糖，等你回来尝。殿下勿念，妾身一切安好。暹罗稳了，兵也调了，港口没出事。”
朱慈炯把桂花糖放在案头，没舍得吃。
他看了那行字很久。“殿下勿念。”四个字，比三页政务汇报都重。
他把信折好，和陈婉儿那封“南京，等你”的信放在一起，揣进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