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
康熙三十一年，西历1692年。
养心殿。
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康熙正在批阅奏折。
他看完奏折，面色铁青，但手没有抖。他比十年前沉稳了太多，十年前的广东沦陷让他摔了茶杯，如今的南京沦陷只让他握紧了拳头。
南京，大清在江南的最后一座重镇，丢了。明军从广州一路打到南京，用了不到三年。三年。从岭南到江淮，两千余里，势如破竹。
康熙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清在黄河以南再无屏障。接下来，明军只要渡过黄河，华北平原一马平川，骑兵跑到北京城下不过十日。
他在养心殿里踱了整整一个时辰，从东墙走到西墙，再从西墙走回东墙。太监端来的参汤凉了两遍，他一口没喝。
不是因为没胃口，而是因为他脑子里在算一笔账。大清还有多少兵？满洲八旗，三万。蒙古骑兵，一万。绿营兵。五万。加起来九万，但能调到黄河前线的不到八万。剩下的一万要守盛京、守辽东、守长城沿线。
八万对五万，他有人数优势。但人数优势在火器面前，一文不值。广州之战、长沙之战、南京之战，每一战都是他人多、他人少，但每一战赢的都是朱慈炯。
因为朱慈炯有火枪，有火炮，有工坊，有补给线。而大清，什么都没有。
朝堂上，满洲亲贵们第一次公开提出了那个禁忌的词，“迁都盛京！”
“陛下！南京已失，明军旦夕北上！黄河以南不可守矣，请陛下暂迁盛京，留得青山在！”
康熙拍桌。
“谁再提迁都，斩！”
大殿里鸦雀无声。
散朝后，康熙独坐养心殿至天明。
满洲亲贵们散朝后聚在隆宗门外，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压低声音议论。
索额图走过去时，听见穆彰阿，镶黄旗都统，在说：“迁都盛京怎么了？那是太祖龙兴之地！关外还有两万八旗，守不住北京，还守不住盛京？”
旁边有人接话：“盛京那地方，冬天冻得人尿都是冰柱子，你穿着狐裘去啃冻肉吧。我在北京住了二十五年，你让我回盛京喝西北风？”
穆彰阿瞪了他一眼，“你是满人不是汉人！满人的根在关外！”
“根在关外，屁股在北京。”那人冷笑，“你愿意走你走，我家里的宅子、田产、铺面，全在北京。你跟皇上说去，我是不走。”
索额图听了一路，什么都没说。他回到自己的值房，坐下来给康熙写了一份密折，“满洲亲贵十之七八不愿北迁。根在关外是假，家产在京是真。真到了城破之日，肯走的人不到三成。”
康熙看完密折，把纸折好放进袖中，没有批复。
朝堂上不是所有人都主战。翰林院里几个汉臣编修私下聚在一起，面色惨白，他们知道，一旦明军破城，第一个被清算的就是“仕清”的汉臣。
一个年轻的编修哆哆嗦嗦地说：“听说南洋明军对降官不杀，广州的尚可喜旧部，投降后照样当差。”
“你信？”旁边一个年长的编修苦笑，“尚可喜旧部是武将，手中有兵，投降才有筹码。咱们这些拿笔杆子的，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那……怎么办？”
年长的编修沉默了，然后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明律》，翻到第一页。
“看。从头看。明军入城之后，第一条查的就是‘仕清’的汉官。活路只有一条，献城。谁先打开城门，谁就能活。”
他的手指停在一行字上，“反正归附者，原官留任。”
“记住这八个字，到时候能保命。”
烛火在风中跳了一下，几个编修的影子映在墙上，像几只缩着脖子的鸟。
烛火明灭，映着他的脸，三十八岁的面庞，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十岁。鬓角已有白发，和他那个南洋的对手一样。
他站起来，走到铜镜前。
镜中映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颧骨高耸、目光锐利、嘴唇紧抿。这是大清的皇帝，八岁即位、十五岁擒鳌拜、二十六岁平三藩、三十七岁击退南洋明军首攻南京，如今三十八岁，却要面对一生中最艰难的决战。
“朱慈炯……”他对镜自语，“你从落魄皇子做到皇帝，朕从八岁即位守到今日。你我二人，总要分个胜负。”
他做出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决定，调集全国兵力，在黄河一线做最后决战。
他站在舆图前，手指沿着黄河划过。从潼关到济南，千里河防，每一个渡口都可能被明军突破。他要在哪里设防？分兵，每处都要守。但他选了济南。把八万人压在济南对岸，赌朱慈炯从这里渡河。
这是一个赌注，赌注是整个大清的国运。
他没读过西洋兵书，但他有一种天生的直觉，集中兵力于关键点。兵法云：“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也。”说白了就一句话，集中优势兵力于要害。八万人，压在济南这个要害。
胜，大清续命百年。
败，退守盛京，日后再战。
他不会迁都，至少现在不会。但如果败了，他会活着。活着才有希望。
这是孝庄教他的，那个在慈宁宫里转着佛珠的女人，在病榻上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活着，就有可能。”
孝庄年事已高，身子骨大不如前。康熙跪在她的榻前，握着她枯瘦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但哭过之后，他还是那个铁石心肠的帝王。
活着，就有可能。
康熙闭上眼，浮现出一幅画面。
他设想中的黄河决战，清军骑兵冲锋，明军火炮齐射。河滩上尸横遍野，鲜血把黄河水染成暗红色。但那只是设想，真实的风从黄河吹来，带着泥沙和冰碴的味道。他不知道朱慈炯会怎么打，但他知道，无论怎么打，这一仗都关乎国运。
前方，北京城在等他。而黄河对岸，朱慈炯也在等。
有些东西，水洗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