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平定后，素帕玛没有急着发政令。她知道，武力把帕碧罗阇拉下了台，但让暹罗人真心认大明，靠的不是刀。
朱慈炯看到素帕玛的施政方案时，想起史书上那些短命王朝——武力征服来的地盘，一代人就丢了。武力的征服是暂时的，文化的认同才是永久的。
“不能学洋人那一套，”他在心里说，“洋人用的是刀，刀砍完了伤口会愈合。朕要用的是水，水渗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素帕玛做的只有一件事：让他们过得更好。不强迫暹罗人学汉语、穿汉服、信儒教，只修路、开港、通行银票。她在奏折中写道：“强扭的瓜不甜，但浇了水的瓜，迟早会甜。”
朱慈炯看完奏折，笑了。
“素帕玛，比我更懂人心。”
他对赵铁柱说，“你看素帕玛，她不打人、不骂人、不逼人。但她让暹罗人心甘情愿地喊她巡抚大人。靠什么？靠的是让他们吃饱饭。”
赵铁柱撇撇嘴，“陛下，您是不是觉得我只会打人骂人？”
“你不是觉得，你是只会。”朱慈炯笑了，“打仗你行，治理你不行。术业有专攻，各干各的。”
但素帕玛只做对了一半。
让本地人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但吃饱穿暖之后呢？如果他们仍然说暹罗语、信小乘佛教、按暹罗的法律过活，他们只是大明的臣民，不是大明的人。臣民可以被统治，但只有“自己人”才会真心效忠。
这一步，陈婉儿来做。
她没有搞什么移风易俗，那是书生才会用的词。她做了一件很朴素的事：把二十年前军营里的“识字课”搬出了营门。
“既然有人想学，”陈婉儿对朱慈炯说，“不如把识字课搬到村子里去。”
朱慈炯看着她，“你想做什么？”
“义学。”陈婉儿的眼睛亮了，那种他见过无数次的、算账时才会有的光芒，“免费的学堂，不论族裔、不论出身，只要想学就来。教汉字、教算术、教大明律，但最重要的，教官话。”
“强制学官话？”
“不强制，但设门槛。”陈婉儿从袖中取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明远商号的工坊招人。只招能说官话、能看懂银票的人。衙门的差役，只招能写汉字的人。你不必学，但不学就只能在田里刨食。”
朱慈炯看了她很久。
“你这是，用饭碗逼人学汉字。”
“不是逼，是给选择。”陈婉儿的声音很平静，“想种地，随便。想做工、想当差、想做生意。就得识字。这是强制，是，门槛。你设了门槛，想过得好的人自然会去够。”
她顿了一下，“就像你当年用银票淘汰银锭，你没有逼任何人用银票，但银票就是比银锭方便。方便，就是最大的力量。”
朱慈炯闭了嘴。
他想起的一个道理。不是用刀逼人学汉字，是让学了汉字的人有饭吃。有饭吃的路，不用逼，人自己会走。这种法子慢，但持久。
因为，没有人会反对让自己过得更好。
“准了。”他说，“但加一条，本地语言不加禁止。义学教官话、教汉字，但暹罗人可以继续说泰语、马来人可以继续说马来语。语言是用来沟通的，不是用来割裂的。”
陈婉儿点头，“我知道。所以我给义学起了个名字，‘通达堂’。通达，就是桥。”
“通达堂”在阿瑜陀耶城开了第一间。
三个月后，第二间在罗勇港开张。半年后，第三间在马六甲。一年后，南洋六府共有十二间通达堂，在学人数超过三千人。
学生里什么人都有，暹罗农民的孩子、马来渔民的子弟、华裔混血的少年、甚至还有几个荷兰商人的私生子。他们坐在同一间屋子里、读同一本教材、学同一种语言，不是为了什么“文化认同”，而是为了将来能找一份好差事。
有个暹罗农妇每天送孩子来上学，自己站在窗外听。听了三个月，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她拿着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看了一整天，逢人就说：“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邻居笑她，“写个名字有什么用？”
“有用。”农妇把纸叠好塞进怀里，“以前签不了名，衙门的文书按手印，手印被人换了都不知道。现在我会写了，谁也换不了。”
他们是大明的人。
这个过程，缓慢、温和、像水渗进土壤，没有人觉得痛、没有人觉得被强迫。但二十年后回头看，一切都变了。
陈婉儿比素帕玛更深一层的地方，素帕玛让人吃饱饭，陈婉儿让人成为“自己人”。
一个管胃，一个管心。
两个女人，一个暹罗王族、一个华人商女，用不同的方式，解决着同一个问题。
朱慈炯后来在奏折上批了一句话，“素帕玛养身，陈婉儿养心。身安心定，天下归心。”
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通达堂的第一间学堂的门楣上。
通达堂推向安南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不是百姓抗拒，是士族抗拒。
安南和暹罗不同。暹罗人识字率低，通达堂是唯一能读书的地方。但安南有自己的科举，仿照大明体制运行了两百年，安南士族以“小中华”自居，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汉字、考的是八股。他们觉得大明在安南办学，是在教他们已经会了的东西。
“我们读了二百年的孔孟，”安南顺化的老士绅阮文绍在知府衙门拍桌子，“用得着你们来教？”
安南知府，一个从广东调来的举人叫陈邦彦，没有争辩。他只做了一件事：把通达堂的课程表贴在了顺化城门口。
课程表上除了汉字和经义，还有算术、几何、测量、大明律、航海图识。
阮文绍看了半天，指着“测量”二字问：“这是什么？”
“量田、量路、量河。”陈邦彦回答，“安南的田亩档案百年没更新过，一亩地到底多大，各县标准不一。通达堂教的孩子会用规尺丈量、用算术核算，将来进衙门当差，不用再被书办糊弄。”
阮文绍不说话了。他的孙子在安南旧式学堂读了十年书，连自家有多少亩田都算不清楚。
三个月后，阮文绍把孙子送进了通达堂。
“不是旧学不好，”他对老友说，“是光读旧学，不够用了。”
老友摇头，“阮兄，你这是数典忘祖。”
阮文绍瞪了他一眼，“数什么祖？我让孙子学算术，是为了让他将来不被衙门的书办骗。你家的田到底多少亩，你算得清吗？”
老友张了张嘴，算不清。
“这就是了，”阮文绍拍了拍桌子，“读了十年书，连自家的田都算不清。这旧学，够用吗？”
老友不说话了。
陈邦彦给陈婉儿的呈文中写了一句话，“安南人不缺学问，缺的是新学问。通达堂在暹罗是开蒙，在安南是进益。”
陈婉儿看完呈文，在旁边批了四个字：“因地制宜。”
“南洋，”她自言自语，“不知道素帕玛收到信了没有。”
素帕玛收到信时，正在巡抚衙门里。她看了很久，提笔写了一行字：“身安了，心也安了。你呢？”
信送出去那天，暹罗下了第一场雨。雨打在王宫的琉璃瓦上，叮叮咚咚的，像有人在敲一架看不见的琴。
“夫人，”女官递过一把伞，“雨大了，进屋吧。”
“再站一会儿。”素帕玛没有接伞，她伸出手，让雨落在掌心。
“这雨，”她轻声说，“也是从北京吹来的风带来的吧。”
女官不知道该怎么接，但素帕玛不需要她接。
她只是站在雨里，看着北方。
北京在北方，万里之外。但此刻的雨，也许和北京的是同一场。
她想，等南洋理顺了，她要回北京一趟。不为别的，就为了在他面前站一站，让他看看她现在的样子。
说一句，“你呢？你过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