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科举，这是朱慈炯统一后最重视的内政。
他把试卷往桌上一摔，“选这帮人去当官？连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都算不清楚，怎么管一县的赋税？”
陈婉儿正在旁边拨算盘，头也不抬。“前朝的科举，选的是文官。文官会写文章就行，不用会种地。”
“可朕的官员，是写文章的，是干活的。”朱慈炯敲了敲桌子，“会写八股文的，去翰林院写史书。会干活的。去当官。两拨人，各干各的。”
他想了一个法子，分科取士。不是谁比谁高，是术业有专攻。考试不是为了考倒人，是为了选出能干事的人。
“科举，就是朕的考试制度。”他对陈婉儿说，“选什么人、怎么选，决定了大明的未来。”
陈婉儿停下算盘，看了他一眼。“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就做。”她重新拨起算盘，“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改了科举，天下的先生都得跟着改。先生不会教新科的内容，通达堂的学生就能，旧学堂的学生就不能。这一科考完，通达堂就成了天下读书人挤破头要进的地方。”
朱慈炯点头，“这就是朕要的。”
增设律学科，大明律、刑名、案件判例，选出来的官员至少得懂法。占总分一成。
增设策论科，时务策、边防策、水利策，考察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占总分四成。
四科并举，总分最高者为状元。
朱慈炯在政令上加了一条批注，“经义为本，实务为用。本不可废，用不可缺。”这是他的原则：传统不能丢，但不能只靠传统。
科举改革在士人中引起了巨大争议，老派士子痛骂“离经叛道”，新派士子欢呼“拨乱反正”。但朱慈炯不为所动，他需要的不是会写八股文的文人，而是能治国安邦的能臣。
“骂就骂，”他对赵铁柱说，“当年朕废剃发令的时候，也有人骂。骂完了。头发还是长出来了。科举也一样，骂完了，该考的还是得考。”
赵铁柱咧嘴笑，“陛下，您这辈子，就没少挨骂。”
“挨骂的皇帝，才是干事的皇帝。不挨骂的，要么没干事，要么没人敢骂。两种，都比挨骂惨。”
赵铁柱点头，“陛下说得对。当年我在南洋挨骂，因为军法太严。后来没人骂了，因为活着的人都知道，军法严才活得下来。”
“对，就是这个道理。”朱慈炯拍了拍他的肩，“挨骂是暂时的。等十年后，通达堂的学生当上了知县、知府，百姓发现他们会算账、会断案、会修渠，那时候就没人骂了。”
“十年？”
“十年，够长也够短。长的是，朕等得起。短的是，天下等不起。”
首场新科开考那天，出了件趣事。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秀才，考了三十年八股，连个举人都没中，进了考场一看题目：算学科考“一县田亩三万七千顷，每顷征粮二斗五升，损耗一成，实入仓几何？”
老秀才叹了口气，出了考场，对着门楼上的匾额“明经取士”苦笑。
“三十年的四书五经，还不如一个算盘。”
他回到客栈，把自己那箱八股文稿一把火烧了。然后去书铺买了本《九章算术》。
客栈掌柜看他烧稿子，吓了一跳。“这位先生，烧的是什么？”
“废纸。”老秀才苦笑，“烧了，心里踏实。”
掌柜探头看了看火堆里烧剩的半页纸，上面是一篇工工整整的八股文，题目是“学而时习之”。
“先生，这文章写得挺好啊。”
“写得好有什么用，考不上。”老秀才把《九章算术》往怀里一揣，“这玩意儿，才是管用的。”
第二年，他中了。
算学科满分，经义科倒数第一，但总分够线。
他成了大明朝第一个靠算学入仕的进士。
科举改革的诏书发到各省，士林炸了锅。
南京夫子庙前，一群老秀才围着告示痛骂。
“算术也算科举？自古科举考的是经义，圣人之道岂能用算盘量！”一个白胡子老秀才拍着告示板，唾沫横飞。
旁边一个年轻士子冷冷接了一句，“圣人没教你算账？那你怎么知道你交的税够不够？”
老秀才被噎住了，脸涨得通红。
“后生，你懂什么！”
“我懂算术。”年轻士子咧嘴，从袖中取出一本《九章算术》，“我在通达堂学的，不收钱。您要不要也来听听？”
老秀才拂袖而去，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本《九章算术》。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回头。
但第二天，他悄悄去了通达堂。站在教室外面听了半个时辰，谁也没发现。
出来的时候，他在书铺买了一本《九章算术》。
他谁也没告诉。
北京国子监，国子监祭酒王世德召集了全部监生，宣读新的科举章程。
监生们听完，有人欢呼、有人沉默、有人面如死灰。
一个叫钱大业的监生，读了十五年八股，自认文章锦绣，站起来质问：“祭酒大人！经义只占三成，那我十五年的书白读了？”
“钱监生，你读了十五年书，请问：一县赋税几何？刑名案件如何判？河工堤坝如何修？”
钱大业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你答不上来，因为你读的书里没有这些。”王世德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朝廷要的不是会写文章的人，是会办事的人。文章写得再漂亮。不会算账、不懂律法、不通实务，要你何用？”
钱大业坐下了，脸色铁青。
但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年轻监生，悄悄把一本《大明律》塞进了书箱。
朱慈炯在奏折上看到国子监的反应，对陈婉儿说了一句。
“十五年的八股，不如一月的算术。不是八股没用，是光靠八股不够了。”
“就像银锭，不是银子没用，是银票比它方便。”陈婉儿接了一句。
朱慈炯看了她一眼，笑了。“你什么都往银票上扯。”
“因为道理是一样的，”陈婉儿拨了一下算盘珠子，“新办法淘汰旧办法，不是因为旧办法错了，是因为新办法更好。”
首场新科考试，朱慈炯亲自出了策论题。
题目是：“北疆屯田，边军自给，试论其利弊与可行之策。”
阅卷官翻开一份策论，看了半页就拍了一下桌子。
“好文章！”他递给旁边的同僚，“你看这段，‘北疆屯田之要在于水利。河西走廊水源不足，宜引祁连山雪水灌溉。每渠灌田千亩，十渠则万亩，可养兵两千。’这写的是什么？这是实务，不是空谈！”
同僚看了看，“这是谁写的？”
翻到卷首，名字栏写着三个字：陈邦彦。
就是那个在安南推通达堂的广东举人。
“此人不考进士可惜了，”阅卷官提笔在卷子上画了个圈。
陈邦彦最终以策论满分、算学满分、律学八成、经义六成的成绩，中了二甲第七名。
他成了大明第一个靠实务能力入仕的进士，而不是靠八股文章。
消息传到安南，阮文绍也听说了。
“当年我说‘光读旧学不够用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
孙子跪在地上，“爷爷，孙儿一定不辜负您。”
“不辜负我，不重要。”阮文绍扶起他，“不辜负通达堂，才重要。那是通达堂教你的本事。让你中了进士。记住，是本事比文章值钱。”
朱慈炯看到陈邦彦的名字时，笑了。
“通达堂的学生，果然不一样。”
他对身边的陈婉儿说，“你办通达堂的时候，想过会有这一天吗？”
陈婉儿正在拨算盘，头也不抬。
“想过。”她说，“我办通达堂的时候就知道，十年后，朝堂上坐的会是通达堂出来的人。”
“十年？”
“十年，够了。第一批学生今年刚好二十出头，正是入仕的年纪。”
“你比朕，看得远。”他说。
陈婉儿终于抬起头，笑了一下。
“我不看远，我只算账。账算清楚了，路自然就远了。”
三甲末尾。算学科第一名：李二牛，河南归德府。
名字旁边围了一圈人，都在议论。
“李二牛？这什么名字？”
“归德府的？种地的吧？”
“算学科第一？一个农户压了所有读书人？”
李二牛挤在人堆里，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以为看错了。擦了擦眼，又看了一遍。
第一名。李二牛。归德府。
他没有跪下磕头，没有嚎啕大哭。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金榜上自己的名字，笑了。
一个翰林走过来，拱手行礼：“李公子，恭喜高中。”
李二牛愣了一下。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叫“公子”。
“公子”两个字，从一个翰林嘴里说出来，比金榜还重。
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我高兴，我是高兴。三十年四书五经没中，一年算术中了。早知道，早学了。”
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一瘸一拐地走了。
走了几步又回头，对着金榜深深鞠了一躬。
他摸了摸怀里那本翻烂了的《九章算术》，咧了咧嘴。
“老伙计，值了。”
奉天殿里，朱慈炯放下名册，沉默了很久。
这长久无言，比写一道诏书难一百倍。
他在御案上铺开一张纸，写了四个字：“十年树人。”
搁笔，看着窗外的夜色。
北京的夜空没有南洋的星星亮，但他知道，南洋的星光和北京的星光，照的是同一片天。
他琢磨出一个道理：教书育人，不是填鸭子，是点火。科举改了，是为了逼着读书人学新东西，是为了让他们发现，原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灯花爆了一下，奉天殿的烛光摇了摇。
朱慈炯看着那盏灯，笑了。
“十年，”他自言自语，“朕等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