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三十九年春，西历1700年。
周文远到达尔文港上任时，带了一箱子书、三套官服、一块县令大印。
他以为会有一座衙门等他。
没有。
码头上挤满了人。淘金客、渔民、商人、逃犯、冒险家，乱糟糟挤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汗臭、鱼腥和红土的粉尘。太阳毒辣，晒得地面冒白烟。
“请问，达尔文府衙门在哪？”他拦住一个挑担子的脚夫。
脚夫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衙门？什么衙门？这里只有淘金的。”
“朝廷任命的达尔文府知县衙门。”周文远亮了亮大印。
脚夫看了眼大印，摇头，“没听过。你去问问码头那边的张胖子，他在这待得久。”
周文远在码头找到了张胖子。张胖子开了一家杂货铺，卖铁锹、淘金盘、盐巴、咸鱼。他听了周文远的话，哈哈大笑。
“知县大人？朝廷派了你来？”他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这地方连个栅栏都没有。你想找衙门？那间破木屋算不算？”
他指了指码头东边一排歪歪扭扭的木屋。最东头那间，门板歪了半边，窗子上糊着兽皮。
周文远走过去看了一眼。
木屋里有一张破桌子、两条腿不一样长的凳子、墙角堆着几个空酒坛子。地上铺着一层红土，踩上去软软的。
衙门。
周文远站在门口，半天没出声。
他是杭州人，书香门第，父亲是举人。他从小读四书五经，考了三次才中了个秀才。朝廷往达尔文港派知县时，没人愿意来——太远了，比流放还远。周文远主动报了名。
“为什么去？”同窗问他。
“因为那边没有衙门。”他说。
同窗以为他疯了。但周文远有自己的想法。他在杭州待了三十年，见的全是现成的规矩——衙门是现成的、道路是现成的、税册是现成的。他想试试，从零开始是什么滋味。
现在他清楚了。
从零开始，就是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把桌子搬出来。”他对跟来的两个衙役说。
衙役面面相觑，“大人，在屋里摆就行了吧？”
“屋里太暗，看不清。搬出来，在门口摆。”
两个衙役把破桌子搬出来，摆在木屋门口的空地上。又把那条腿短了一截的凳子垫了块石头，勉强能坐。
周文远换上官服，正了正衣冠，在大印上哈了口气，“啪”地盖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达尔文府知县衙门，即日起办公。”
两个衙役站成一排。一个瘦得像竹竿，叫李四。一个壮得像牛，叫王五。都是从南洋行省调来的。
李四看看四周，“大人，就咱们三个？”
“三个够了。”周文远坐下来，凳子晃了一下，“先挂个牌子。”
王五找了块木板，用木炭歪歪扭扭写了“达尔文府衙门”五个字，挂在门框上。
风一吹，牌子歪了。
用钉子钉死。
衙门了。一间破木屋、一张破桌子、三个人的“衙门”。门前是一条土路，土路两边是淘金客搭的帐篷和棚屋。远处是红色的山丘，山丘后面是金矿。
周文远上任第一天，接了三桩案子。
第一桩，两个淘金客抢一条河段的淘金权，打了起来。一个被打掉了两颗牙，另一个被打破了头。
“这条河段是谁的？”周文远问。
“谁先到就是谁的！”
“谁先到的？”
两个人都说是自己。
周文远看了看他们，“有证人吗？”
“证人？”两个人都愣了。这地方哪来的证人？
“没证人，就按规矩来。”周文远拿起毛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条线，把河段分成两半。“上游归你，下游归你。各淘各的，不许越界。谁先动手罚银五两。”
“凭什么罚？”被打掉牙的不服。
“因为你先动的手。”周文远看着他，“你头上的伤是还手，不是你先打的。但你先动的手，就是你的错。不服？”
那人看了看周文远身后的王五——一米八的壮汉，手里拄着一根棍子。
“服了。”
第二桩，一个流放犯和一个移民争一间棚屋。流放犯说他先搭的，移民说他出了钱买的。
“你有地契吗？”周文远问移民。
“地契？这地方哪来的地契？”
“你出了钱，有人证吗？”
“有。张胖子可以作证。”
“传张胖子。”
张胖子来了，证实移民确实花了五两银子买这间棚屋。但流放犯说他搭棚屋时没收过钱，是那个移民半路截了他的屋。
周文远想了想，“棚屋归移民。但移民补流放犯三两银子——搭屋的工钱。”
“凭什么？他抢了我的屋子，还让我出钱？”
“你搭屋没报官备案，没有凭据。他买屋有张胖子作证，有凭据。没有凭据的，输了。但人家花了力气搭屋，你也不能白占。三两工钱，公道。”
流放犯嘟嘟囔囔地走了。周文远在他身后喊了一句：“以后搭屋，来衙门登个记。登了记，就是你的。”
第三桩，一个土着女人闯进来，比划着手势，哇啦哇啦说了一串话。
周文远一个字也没听懂。
“她说什么？”
李四摇头，王五也摇头。
周文远看着那个女人。她赤着脚，皮肤是深褐色的，头发又黑又卷。她的手臂上有淤青，像是被人抓过的。她指着远处金矿的方向，不停地比划。
“她在告状。”周文远说。
“告什么？大人又听不懂。”
“听不懂，但看得到。”周文远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指了指她手臂上的淤青，又指了指金矿方向。“谁打的？”
她使劲点头，又说了一串话。
周文远看不懂她比划的具体意思，但他明白了大概。金矿那边，有人打了她。
“王五，去金矿看看。”
王五扛着棍子走了。半个时辰后回来，脸色不好看。
“大人，矿上有个淘金客，抓了土着女人挖水沟。不给钱，还打。”
“人呢？”
“还在矿上。那个淘金客叫刘麻子，南洋来的，五大三粗。他说土着人不是大明的子民，不算犯法。”
周文远站起来，整了整官服。“走。”
他带着王五和两个衙役，从“衙门”走了五里地，到了金矿。
金矿在一条河谷里。河床上到处是淘金的坑洞，浑水从上游流下来。几十个淘金客在河边忙活，有的挖、有的淘、有的往麻袋里装砂石。
刘麻子站在一个最大的坑旁边，光着膀子，皮肤被太阳晒成了酱色。他身边蹲着两个土着男人，手里拿着铲子，低着头。
“你就是刘麻子？”周文远走过去。
刘麻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是谁？”
“达尔文府知县周文远。”
“知县？”刘麻子笑了，“这地方什么时候有知县了？”
“从今天起。”周文远看着那两个土着男人，又看了看他们手上的铲子，“你让他们挖矿，给工钱了吗？”
“工钱？”刘麻子嗤笑一声，“他们是蛮子，连话都不会说。我给他们饭吃就够好了。”
“他们不是蛮子。”周文远的声音不高，但很硬，“朝廷治下的土地，所有人在朝廷法度之内。无论汉人、南洋人、土着，一视同仁。你抓人干活不给钱，是强征劳力。按大明律，杖二十、罚银十两。”
“你敢？”刘麻子的脸沉了。他一米八五的个头，比周文远高了一个头。他的手下也围了过来，七八个人，都是膀大腰圆的淘金客。
周文远没有退。
“王五。”
“在。”
“执法。”
王五一棍子抽在刘麻子腿弯上，刘麻子“扑通”跪了。
“你敢打我？”刘麻子脸涨得通红。
“不是打你，是执法。”周文远蹲下来，跟他平视，“你在大明的土地上，就守大明的规矩。不管你是谁。”
“这里是不是大明的土地？”刘麻子挣扎着站起来，“你们连个衙门都没有！”
“衙门在码头上。”周文远指了指来路，“一间木屋、一张桌子、一块牌子。但大明的律法不在那间木屋里，在我身上。我站在这里，就是衙门。”
刘麻子看着他，不说话了。
他怕了。不是因为王五手里的棍子和身后两个衙役，三个打八个打不过。重点是眼前这个穿官服的瘦子不像在虚张声势。
“十两银子。”周文远站起来，“明天送到衙门。另外，从今天起，雇人干活给工钱。不给钱的，每次杖二十、罚十两。土着人也是人，不是牲口。”
他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土着男人。他们还蹲在坑旁边，不敢动。
周文远走回去，对他们比划了一下——指了指远处，又摆了摆手，意思是“可以走了”。
两个土着男人看了他半天，然后站起来，慢慢退走了。走了几步，其中一个回过头，对周文远说了一个字。
不是华语，也不是南洋话，是一种他从未听过的语言。
但他听懂了。
那个字的意思是“谢”。
周文远回到“衙门”时，门口站了七八个人。
不是来告状的，是来看热闹的。
“大人，”张胖子挤在最前面，“您真打了刘麻子？”
“没打。执法。”
“那以后矿上的事，您都管？”
“管。”
张胖子搓了搓手，“那我这杂货铺被淘金客赊了半年的账，您管不管？”
“管。把账本拿来。”
消息传开了。一天之内，周文远接了十一桩案子。淘金纠纷、欠账、偷窃、打架，什么都有。
傍晚时，他坐在“衙门”门口，看着远处的夕阳把红土地染成金色。
李四端了一碗粥过来，“大人，先吃饭。”
周文远接过来喝了一口。粥很稀，米是陈米，有股霉味。但热的。
“李四，你去查查，这地方有多少人。”
“上个月淘金的来了三百多，加上原来的渔民和商人，大概两千人。”
“两千人，三个衙役，一间破木屋。”周文远喝了口粥，“够了。先干着。”
一个月后，达尔文港的人口涨到了五千。
因为金矿出了大消息——上游发现了一条富矿脉，一天能淘半斤金子。
五千人涌进了一个连栅栏都没有的地方。
周文远站在“衙门”门口，看着码头上蜂拥而至的人群。淘金客、商人、逃犯、赌徒、妓女，什么人都有。帐篷从码头一路搭到了山丘脚下，密密麻麻像一片灰色的蘑菇。
“大人，管不住了。”李四的脸色发白，“昨天晚上矿上打了一架，三十多个人群殴。两个被打死了。”
周文远没有说话。
他看着那片混乱的帐篷区，想了很久。
“给巡抚衙门写信。请调一队兵来。五十人，配火枪。”
“五十人够吗？”
“不够。但先够了再说。”
信还没送出去，暴乱先来了。
起因是矿场。上游那条富矿脉被一伙人占了，不让别人碰。别的淘金客不服，两帮人打了起来。打完了不过瘾，输的那帮人转头去抢镇上的商铺。
张胖子的杂货铺被砸了。
周文远赶到时，镇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几十个人在抢东西、打人、放火。张胖子坐在被砸烂的铺子前面，脸上挂了彩，抱着一个钱箱子不肯撒手。
“大人！他们疯了！”张胖子嚎叫着。
周文远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王五、李四、两个衙役。五个人。
对面至少六十个。
“王五。”
“在。”
“你力气大，冲在最前面。李四，你去敲锣，喊所有人到码头集合。”
“敲锣有什么用？”
“大明的规矩，鸣锣聚众。不管他们是不是大明的子民，听到锣声不来的，就是从贼。从贼的，以后到了大明任何地方，都是罪人。”
李四拿起锣，拼命敲了起来。
锣声在混乱的镇上传开，“当当当当”，一声比一声急。
正在抢东西的人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
“达尔文府知县在此！所有人放下手中之物，到码头集合！不从者，以贼论处！”
周文远穿着官服，站在“衙门”门口。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有人犹豫了。有人继续抢。但大部分人停了手——是因为怕，是因为好奇。这地方什么时候有个知县了？
十几个最凶的没停。他们是从南洋逃来的流犯，杀过人，不在乎什么知县不知县。
为首的叫赵黑子，一米九的个头，满脸横肉。他拎着一把砍刀，朝周文远走过来。
“知县？”他咧嘴笑了，“你算什么东西？这地方没有王法。有刀的就是王法。”
周文远看着他。他手里没有刀，只有一支毛笔。
“你说得对。”他点了点头，“这地方没有王法。但现在有了。”
“你的王法？”
“大明的王法。”
赵黑子举起了刀。
周文远没有动。
他站在那里，穿着官服，脊背挺直。他没有退。
不是因为不怕，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他退了，五千人就再也不会有人信衙门了。
赵黑子的刀举在半空。
一声枪响。
赵黑子的肩膀炸开了一朵血花，刀脱手飞了出去。
“啊——”他惨叫一声，捂着肩膀跪了。
所有人都转过头。
码头上，一队士兵排成一列。五十个人，手里端着火枪。领头的是一个年轻军官，二十出头，脸上的汗还没干——刚下船。
“南洋行省水师营，奉巡抚衙门令，调驻达尔文府。”年轻军官的声音很脆，“谁敢动知县大人，就是跟大明的火枪过不去。”
五十支火枪齐齐举起来。
镇上安静了。
周文远站在原地，呼出一口长气。他的后背全是冷汗。
但他没有让人看到。
“赵黑子，持械袭官，按大明律，斩。”他的声音很平，“其余参与暴乱者，缴械、到码头集合。不缴械的，以叛贼论处。”
没有人再动了。
枪响了。不是火枪，是行刑枪。赵黑子被押到码头边上，一枪打穿了脑袋。
五千人看着他的尸体被扔进海里，鸦雀无声。
当天下午，周文远在码头上设了一个临时公堂。
他坐在一张从张胖子铺子里借来的桌后面，面前放着大印。五十个火枪兵站在身后。
一个一个审。参与暴乱的，记下名字，罚银、杖刑。没参与的，登记造册，发“良民牌”。
“良民牌”是周文远临时想出来的。一块木牌，上面刻着名字和籍贯。有了牌的就是良民，没牌的就是黑户。黑户不能淘金、不能做生意、不能在达尔文港住。
三天之内，五千人全登了记。
周文远把登记册翻了一遍，对李四说：“五千人里，有一千二百是流放犯，八百是南洋来的移民，六百是福建和广东来的渔民和淘金客，四百是商人，两百是土着。”
“土着也登记了？”
“登了。他们住在这片土地上，比我们都早。凭什么不让他们登记？”
“但他们不会说汉话。”
“不会说就学。学了就是大明的子民。”周文远把册子合上，“从明天起，衙门开义学。教汉字、教华语。土着、流放犯、移民，都可以来学。学了给良民牌。”
“大人，”李四犹豫了一下，“流放犯也学？”
“流放犯怎么了？他们是犯了罪，但不是死了。学了字、有了正经营生，谁还去抢？”
一个月后，达尔文港有了第一面栅栏——是围城的栅栏，是衙门前的栅栏。栅栏里面，是周文远新建的正式衙门：三间木屋，一间办公、一间审案、一间关人。
衙门门口挂了一块新牌子，周文远亲笔写的：“达尔文府衙门”。
牌子旁边，还挂了一块小牌子：“义学”。
三十个学生坐在木屋里，跟一个从南洋来的老秀才学认字。其中五个是土着孩子。
周文远站在衙门门口，看着达尔文港的黄昏。红色的大地在夕阳下像被烧着了一样。远处金矿的方向，淘金客还在忙碌。近处码头上，商船在卸货。
“大人，”张胖子从被砸烂的铺子里探出头，“您修衙门用了我的木板，还没结账呢。”
“三两银子。明天给你。”
“三两？您是知县，能不能多给点？”
“大明的规矩。三两就是三两。”
张胖子嘟囔了两句，缩回去了。
周文远看着那块新牌子，“达尔文府衙门”五个字在夕阳下泛着墨光。
从一间破木屋到三间木屋，从三个人到五十三个火枪兵加三个衙役，从没人听到没人管到五千人登记造册。
四个月。
他想起了同窗问他“为什么去”时的回答。
“因为那边没有衙门。”
现在有了。
周文远的报告送到北京时，朱慈炯正对着那张世界地图发呆。他从北京到达尔文港画了一条线，手指走了三个月。三个月，那边出了事，朕连信都收不到。他放下手指，在图上重重敲了一下。
路，得修。不只是从北京到南京，得从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南洋。帝国的骨架，靠路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