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四十年，西历1701年。
朱慈炯颁布《帝国义学令》，在全国（含藩属国）设立义学，凡六岁以上男女童皆须入学，学费全免。
他在颁布义学令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御书房里坐了很久。义学这事，难的不是开头，是坚持。开了头不难，难的是十年后还在开、二十年后还在教、五十年后识字的人比不识字的多。十万个识字的人，比一百万个不识字的强。他们能看懂告示、能算账、能用工具、能学新技术。
义学是慈善，是投资。投进去的是银子，产出的是人。人，才是帝国最值钱的东西。
教材统一，以汉语为帝国通用语，所有义学必须教授汉语。同时允许地方增设本族语言课程，在暹罗可以学泰语，在安南可以学越语，在西域可以学突厥语。
但汉语是必修课，不会汉语就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入仕、不能在官府办事。这一条看似强硬，实际上是最低限度的统一，一个横跨半个地球的帝国，如果连通用语都没有，迟早会分崩离析。
朱慈炯在定这一条时，想起一个道理：强势的文明，它的语言就是通用语。大唐强，所以四方学唐话。大明强了，天下自然学汉话。
朕的大明，汉语就是天下的话。想做生意就得说汉语，想当官就得考汉语。不说汉语的人在这个帝国里寸步难行。语言的力量比军队还强——军队走了人还能反，语言留下了人就跑不了。
义学的课程，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增设了算术、地理、天文三门新科。朱慈炯坚持加的，“读死书没用，得让人会算账、看地图、懂天时。”
义学推行困难重重，偏远地区没有校舍、没有先生、没有教材。朱慈炯从国库拨款三百万两建设义学，这是他登基以来最大的一笔教育拨款。
三百万两不够，远远不够。但种子钱够了。先把种子撒下去。撒了，就有发芽的可能。不撒，永远没有。
最难的不是钱，是人。先生。偏远地区找不到先生，谁愿意去西域教一群说突厥语的孩子学汉字？没人愿意。所以朕想到了一个办法，科举加分。任教满三年加一阶，满六年加两阶，满十年直接授官。“用前途换人才”。
陈婉儿的“皇后义学”率先在南洋铺开，三年内建了五十六所义学，招收了两万多名贫家子弟。中原各省紧随其后，到弘业四十三年，全国义学超过一千所，在学童子近十万人。
“十万人，”朱慈炯看着义学统计簿，“不够。远远不够。但至少，起步了。”
义学令传到东瀛时，德川幕府的态度很微妙。
柳泽吉保在老中会议上把义学令传阅了一遍，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大明说‘凡六岁以上男女童皆须入学’，这条令，管不管东瀛？”
没有人回答。
因为答案取决于一个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前提，东瀛到底算不算“全国”的一部分。联邦制说“藩属自治”，但义学令说“全国含藩属国”。
德川纲吉想了想，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
“办。”他说，“但用我们的方式办。”
幕府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各设了一间“明伦堂”，名义上是响应大明的义学令，实际上用的是幕府自己的教材。汉字是必修课，这一点没法回避，因为通商条约里写得明明白白：不会汉语不能在商馆做事。但明伦堂还加了剑道、茶道、和歌三门“东瀛课”，这是幕府的底线：学大明的学问可以，但东瀛的魂不能丢。
朱慈炯收到长崎商站关于明伦堂的呈文后，只说了一句：
“让他加。剑道、茶道、和歌，都是好东西。只要他们在学汉字，就够了。”
柳泽吉保私下对德川纲吉说：“将军，明伦堂里教汉字的先生，十个有八个是大明派来的。”
德川纲吉看了他一眼，“我知道。”
“那您还，”
“让他们教。”德川纲吉闭上眼睛，“汉字学多了，东瀛人的心就大了。心大了，才看得见外面的世界。锁国锁了六十年，锁出一群井底之蛙。朕不想再当井里的青蛙了。”
柳泽吉保低下头，他觉得，将军比他想象的更深沉。
三年后，明伦堂从三间扩展到十二间，在学东瀛童子超过两千人。其中学得最好的，被选派到长崎大明商站做通译实习生。月薪三两银子，比江户的木匠还高一倍。
那些通译实习生的父亲们，大多是中下级武士，第一次觉得：学汉字，比学剑道有用。
有一个武士，名叫松本太郎，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明伦堂。邻居笑他：“松本，你家祖上是剑术师傅。你把儿子送去学写字，不学剑？”
松本看了邻居一眼，“学剑能干什么？当侍卫？月俸一两。我大儿子在商站做通译，月俸三两。三两养一家人，绰绰有余。你儿子学剑，能养活谁？”
邻居哑口无言。
松本又加了一句：“剑砍人，字养人。我选养人的。”
这话传到德川纲吉耳朵里，他笑了。“松本说得好。”他对柳泽吉保说，“东瀛不需要那么多拿剑的人了，需要拿笔的人。”
但十万人要读的书，从哪来？
义学最大的瓶颈不是校舍，不是先生，是教材。
手抄一本《三字经》要三天、一本《算学启蒙》要七天、一本《农政全书》要半年。十万个学童，人手一本教材的话，得抄到猴年马月去？
朱慈炯想到了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不是新东西，宋代的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改良了木活字，明代已经有了铜活字。但普及率极低，因为活字印刷的瓶颈不在“活字”，而在“排版”。汉字不像拉丁字母只有二十六个，常用汉字至少三四千个，排版工要在这三四千个字模里找到需要的那个，速度还不如雕版快。
所以活字一直没干过雕版，不是技术不行，是效率不占优。
但解决办法也简单。把几千个字模按常用的程度排列——最常用的字放最顺手的位置，排字工一伸手就能拿到。不常用的放远点。就这么一调，速度翻几倍。
这个道理很简单：常用的字放前面，不常用的放后面。用得多的事先办，用得少的事后办。
朱慈炯想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找来了方士元。
“方师傅，我有一个活给你。那是火药，是铅字。”
方士元一脸狐疑，“铅字？”
“活字印刷。我想让你帮我改良铅字，比现有的铜活字更便宜、更耐用、排版更快。”
方士元想了想，“我只会配火药。”
“铅和铜一样要熔铸。你配了一辈子火药，对金属的配比、温度、浇铸比任何人都熟。铅字比炮弹简单多了，就是小一点。”
方士元被“比炮弹简单”这句话刺到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说“我干不了”。
“行，我试试。”
他试了三个月。
他嘟囔了一句，“跟配火药一样，比例是命。”
方士元拿着第一批成品铅字来找朱慈炯，他把一个字模放在桌上，用指甲使劲刮了刮。
“看，刮不动。”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他以前只对火药配方才有的骄傲。
他又画了一张“排版速查表”，把常用字按使用频率排列。最常见的五百个字放在最前排、最顺手的位置，“之乎者也”这种虚词一伸手就能拿到。
“你怎么知道哪些字最常用？”方士元问。
“……统计过。”朱慈炯没说数目从哪来。
一万册，手抄要三十年，活字印刷三个月。
不是得意，而是一种他自己都说不出的复杂。
他这辈子造的火药杀了多少人，他没数过。但他这辈子印的书救了多少人，他看到了。
“火药和铅字，”他自言自语，“一个杀人一个救人。”
旁边排版的年轻工匠听到了，“方老，您说什么？”
方士元摆摆手，“没什么。老头子这辈子两样都干了。”
他走出印刷坊，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刘大锤，那个粗人要是知道他方士元不做火药改做铅字，一定会说：“你小子终于干了一件不炸人的活。”
他笑了，然后又叹了口气。
“刘大锤，你走了倒清闲。老子还得替你看着这些孩子。”
张小七送走了方士元，自己没走。他蹲在印刷坊里捡铅字，一个一个地看。他不识字。方士元教他造火药，是拿手比划的，不是拿书本教的。方士元的笔记他翻了多少遍，翻的是图，不是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他认得的不超过二十个。
他捡到一个“七”字，攥在手心里。
他收了个徒弟，十一岁，南洋孤儿，叫阿狗。阿狗跟了他两年，学翻砂、学淬火，也是拿手比划的。张小七想：我造了一辈子火器，手艺是身上的肉。但肉会烂，字不会。阿狗要是认了字，我死了，他还能翻方老的笔记。
他把阿狗送进了义学。
阿狗不爱去，哭了一场。张小七踹了他一脚，“哭什么？学认字又不是学杀头。”
一年后，阿狗从义学回来了，能把方士元笔记上的字认全了。阿狗念给他听，张小七坐在工坊里听了一下午。
“硝石三成，硫磺一成半，木炭五成半。”阿狗念完，抬头看张小七。
张小七愣了一会儿，“念了多少年了？这玩意方老拿嘴说，我记了三年才记住。你念一遍就记住了。”
阿狗挠头，“先生教过，这叫分数。”
张小七没说话。他看着阿狗的手，跟自己年轻时一样粗，但眼睛里多了自己没有的东西。字。
第二天他去找方士元。“方老，阿狗认字了。”
方士元正在印刷坊刻铅字，头也没抬，“认了好。认了字，下辈子就不用拿手比划了。”
张小七没接话。他把那个“七”字铅模塞进兜里，走了。
而莫斯科的彼得，正在磨一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