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四十年，西历1701年。
朱慈炯在紫禁城旁边划了一块地，修建“大明帝国科学院”。
科学院的规模，三座大殿、十二间实验室、一座藏书楼、一座天文台。汇聚了帝国最顶尖的学者，中方的算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农学家，加上西方来的耶稣会士和自然哲学家。
首任院长，方以智。这位大儒崇祯年间便以博学闻名，弘光朝覆灭后辗转南渡暹罗，被朱慈炯以“帝师”之礼请出山。方以智精通天文、物理、医学、音律，是明末最接近“科学家”的学者。
朱慈炯在规划科学院时，脑子里有了一个构想。泰西的英吉利有个皇家学会，巴黎也有个科学院，都是这几十年间建的。而朕的大明帝国科学院，弘业四十年，也就是西历1701年成立。虽说比洋人晚了些年，但在规模上不输。此前中国没有自己的科学院，格物全靠洋人带进来。而朕的大明要自己搞。中国人自己搞的科学院，等了几百年，够差多少？够了。
科学院不是做文章的地方，是做实事的地方。谁能种出更多的粮食、造出更好的火炮、画出更准的地图，谁就是功臣。
朱慈炯给科学院的定位很明确，这不是翰林院。翰林院写文章、做学问、考科举。科学院做实验、搞发明、解决实际问题。翰林院养的是文人，科学院养的是匠人。文人写完文章就完了，匠人造完东西能救命。
泰西的科学革命，从伽利略到牛顿，核心就是一件事：实验。不是坐在书房里想，是动手做。用眼睛看、用手摸、用尺子量。量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想出来的可能是假的。朕要科学院做的就是这个，动手做。
科学院的三大研究方向：
一、天文历法，修订大统历，引入西方天文观测方法。
二、火器改良，研制更轻、更准、更快的火器。
三、农学水利，改良稻种、改进灌溉技术、提高粮食产量。
朱慈炯给科学院的定位很明确，“是做文章的地方，是做实事的地方。谁能种出更多的粮食、造出更好的火炮、画出更准的地图，谁就是大明的功臣。”
方以智带着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学者和一群满脸稚气的年轻人走进了科学院，他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的匾额，喃喃道：
“格物致知，古人说了几千年，今日才有了个正经去处。”
科学院开张的第一天，方以智带着三十六个学者走进了大门。
十二个白发苍苍的老学者，是方以智从各地请来的。有算学家、有天文学家、有医学家、有农学家，都是各自领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们中有些人已经隐居多年，是方以智亲笔写信请出来的。
“格物致知，不能只在书房里格。”方以智在信里写，“朝廷给了一个正经去处，有实验室、有天文台、有藏书楼。老兄弟们，出来吧。”
二十四个年轻人，是科举出身的新科进士和举人。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实验室，跟着老学者当学徒。
方以智站在科学院的院子里，看着这帮人进进出出。老学者们步履蹒跚、年轻人步伐匆匆，两代人走在同一个院子里，像两条河流汇在一起。
他想起了自己的师父，四十年前，师父教他读书时说过一句话：“学问传下去，比学问本身重要。一个人做学问，只能做一个人的份。教十个人。就是十个人的份。十个人再教一百个，就是一百个人的份。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老的说，后生可畏。小的说，前辈可敬。”方以智对身边的助手说，“这就对了。怕的是老的看不起小的、小的不服老的，那就完了。”
科学院的日常，跟朱慈炯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以为学者们会整天埋头做实验，但实际上，他们花最多时间做的事是，吵架。
算学派和历法派吵了三天，算学派说“大统历的推算方法过时了，应该引入西方的几何图式”。历法派说“大统历用了三百年，错不到哪去，洋人的东西未必对”。
“看，”方以智对输了的历法派说，“不是我说你错，是大家说你错。但你也别不服，你有本事就把论文写得更扎实，下次再来投票。”
历法派的老学者红着脸走了，三天后拿着一篇修改过的论文回来，重新贴在公告栏上。
方以智看着这一幕，笑了。
“格物致知，”他喃喃道，“就是要吵。不吵，出不了真东西。”
朱慈炯有一次问方以智，“方先生，朕问你一件事。科学院里吵成这样，你不怕他们吵散了？”
方以智摇头，“陛下，吵不散。吵是因为他们在乎。不在乎的人不吵，不在乎的人只会点头。点头的人没用，吵架的人才有用。”
“那，有没有人吵到翻脸的？”
“有。”方以智笑了，“历法派的老张头跟算学派的小李吵了三天，老张头气得把茶杯摔了。小李也气得把砚台砸了。但第二天，两个人都回来了。老张头拿着修改过的论文，小李带着新的记录。两个人又吵了三天，这次吵完了，两个人坐下来喝酒了。”
“为什么？”
“因为，吵着吵着，发现对方说得有道理。有道理，就服了。服了，就不气了。不气了。就喝酒了。”方以智摸着胡子，“格物致知，格到最后，格的不是物。那是自己。把自己的偏见格掉，真相就出来了。”
“这株，比那株高了半寸。”一个老农学家指着自己的试验记录，“差别在哪里？这株浇了三遍水，那株浇了两遍。多浇一遍水，高了半寸。”
“但去年，”旁边的年轻人翻出去年的记录，“同一块田、同样的稻种、浇三遍水的比浇两遍的矮了一寸。为什么今年反过来了？”
老农学家愣了一下，“去年和今年的差别……温度？雨水？”
“去年雨水多，今年雨水少。多浇的那一遍水，今年管用、去年没用。”
“记下来，”老农学家拍着大腿，“灌溉量要根据当年雨水调整，不能一刀切！”
朱慈炯在旁边听到这句，忍不住笑了。这叫“因地制宜”，说白了就是不能一刀切。农业技术推广站，也是这么干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品种制宜。道理很简单。但执行起来要一田一田地试、一株一株地量。笨办法，但最有效。
只不过朕的大明没有那些利器，所以得用更笨的办法。笨办法是什么？多试。试十种灌溉法、试六种施肥配方、试二十种稻种。笨，但有效。朕管这叫“一条一条试”。
朱慈炯没有停留在试验田里。他下令在全国设农事推广站，从南洋到北疆、从广东到辽东，每个府设一个站，每个站配两个懂农事的人。这些人不考科举，不写文章，只管教百姓种地。
推广站的人教三样东西：一是玉米，山地丘陵都能种，产量比粟麦高两三倍；二是番薯，耐旱耐贫瘠，荒年能救命；三是换种，用暹罗和吕宋的高产稻种替掉旧种，亩产多一百斤。
玉米是从吕宋的西班牙人手里弄来的种子，先在凤阳试种，亩收两百四十斤。消息传开后，安徽、江西、福建、湖广的山民纷纷来要种子。推广站的人不是官，是农人，从南洋调来的老农，发路费、发安家银，派到各省蹲在地里手把手地教。百姓信他们，因为他们手上有泥。
番薯更早。南洋时就种了，但一直没往北方推。朱慈炯下令沿驰道北上，在每个驿站旁边开一块试验田。番薯耐旱，北方缺水的地方比玉米还管用。河北、山东、河南的沙地里种下去，三个月翻藤，一亩能收三百斤块根。老百姓管番薯叫地瓜，冬天地瓜粥、地瓜干，够撑过青黄不接的月份。
北方冰原上种的是土豆。赵铁柱在永宁堡试种成功后，从永宁堡到雅库茨克的每个据点都开了地。土豆耐寒，零下也能长，是冰原上唯一能种的庄稼。赵铁柱在信里说：以前冬天靠后方运粮，七百里冰路，断一天就饿肚子。现在自己种了，断了也不怕。
稻种改良推得最慢，因为水稻不像玉米番薯那样换个地方就能种。稻种跟水土有关，暹罗的稻种拿到南京种，头一季确实好，但第二季产量就掉了。农学家们花了三年才摸出门道：稻种不能直接移，得先在当地试种三代，每代选最好的穗留种，三代之后才稳定。笨办法，但管用。
朱慈炯对陈婉儿说过：打仗杀人能看见血，种地救人是看不见血的。但救的人比杀的人多。陈婉儿算过一笔账：全国耕地六亿亩，一半换上高产稻种，每亩增产一百斤，就是三亿斤粮，够多养一千万人。一千万人的命，藏在种子壳里。
康熙在辽东也收到了《农政全书》。他翻了一遍又一遍，在书页空白处写满批注。他种地种了十年，比书上的理论多了一个优势：他种过。书上说稻子要深灌，他知道不对，辽东的稻子深灌会烂根。书上说施肥要三次，他知道辽东地冻，两次就够。
他把这些批注寄回了北京。朱慈炯看了，对陈婉儿说：康熙种的比农学家好。农学家在试验田里种，康熙在真田里种。试验田和真田不一样，试验田水土好、有人照顾，真田靠天吃饭。康熙种的是真田，他写的是真话。让农事推广站的人看看他的批注，比看十本农书管用。
张小七来科学院那天，门口的差役拦了他。
他穿着工坊的粗布短褐，手上全是铁锈，指甲缝里黑泥填得满满的。差役看他跟看叫花子一样。
“找谁？”
“方院长。”张小七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方老让我送来的。”
方以智接过笔记，翻开。扉页上是歪歪扭扭的字，后面几页全是数目和符号，夹着干枯的草叶和火药残渣。他一页一页翻，翻得越来越慢。
“这是……”
“方老配了四十年的火药。每改一次比例，试射几回，走火不走火，都记着。”张小七说，“他说这东西闷在工坊里没用，得给读书人看。读书人能看出他看不出的事情。”
方以智翻到最后几页，上面记着不同比例的引药在不同温度下的燃速差异，记录排列整齐。
他抬头看张小七，“这些是你记的？”
“方老口说，我记。后头几页是我自己加的。”
方以智看了他半天，“你识字？”
“认得不多。我徒弟帮我认的。”
方以智把笔记合上，对身边的助手说：“抄三份。原件存藏书楼。”
张小七临走时，方以智叫住他，“你叫什么？”
“张小七。”
“张小七，”方以智重复了一遍，“火药坊的人肯把几十年的底子拿出来，比那些藏着掖着的学者强十倍。回去告诉方老，科学院的大门，对工坊敞着。”
张小七走出科学院，回头看了一眼匾额。他不认得上面写的什么，但他知道，方老的笔记进了那扇门，就不会闷在工坊里了。
朱慈炯有一次去科学院视察，走进了天文台。
“陛下，”梅文鼎行礼后，指着千里镜，“请看。”
朱慈炯凑上去，千里镜里，月亮的表面坑坑洼洼的。
“这是，月亮上的山？”
“是，”梅文鼎说，“西方人叫环形山。我们的古书里叫‘月海’，以为是水。其实不是水，是坑。”
“怎么形成的？”
“不知道，”梅文鼎摇头，“但我们在研究。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砸的。”
朱慈炯直起身，看着满天星斗。
“继续看，”他说，“看到什么就记下来。别急着下结论，但也别怕下结论。”
“方以智，”他对方以智说，“科学院，比朕想的还好。”
“好在哪里？”
“好在，他们吵架。”朱慈炯笑了，“吵架的地方才有生气。不吵架的地方，是坟墓。”
他说完这句话，心里有些感慨。前朝的中国，多少个“不吵架的地方”变成了坟墓？翰林院，文人写八股文的地方。写完了考官一看。好文章。好什么好？谁也没说服谁。大家各写各的，写完就完了。没人吵。因为吵了也没用。考官说了算，考官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八股文的悲哀，它不追求真理，追求的是考官的满意。
而朕的科学院不一样，院士们吵架不是为了讨好谁，是为了说服对方。说服，靠的是证据。证据，靠的是实验。实验。靠的是动手做。这一条链，从吵架到实验到证据到说服。就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说得对，我服。你说得不对。我反驳。反驳靠的是嗓门，是记录。”这个道理。后人花了几百年才想明白。朕的大明，正在学会。
方以智也笑了，“陛下说得对。格物致知，不吵不出真知。”
他看着科学院的匾额，“大明帝国科学院”七个字在月光下泛着金光。
“格物致知，”他喃喃道，“古人说了几千年，今日才有了个正经去处。”
“来生，”他抬头看着满天星斗，“若有来生，老朽还来这里。还吵架。还格物。还致知。”
月光照在他花白的胡子上，风一吹，几根白须飘了起来。
但这个和平，能维持多久？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