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四十年，西历1701年。
大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各国使节带来了商队，商队带来了传教士。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各路修会的传教士如潮水般涌入大明。
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天文、数学、物理、医学。
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天主教。
朱慈炯对传教士的态度很明确，“欢迎你们来讲学、译书、教技术。但传教，可以有，不能乱来。”
朱慈炯说出这句话时，心里有一个顾虑。传教士来了，带来科学，也带来宗教。宗教这东西，信的人说是信仰，不信的人说是偶像崇拜。礼仪之争，核心就是中国人拜祖先拜孔子，天主教说那是偶像崇拜，不许拜。结果，康熙驱逐了传教士，中国关上了大门。
当今天下不能重蹈覆辙。传教可以，但不能碰政治。讲学可以，但不能在义学里传教。科学可以，但技术不能泄露。三条底线画好了。传教士就知道该怎么走。不画线，他们就会试探。试探来试探去。最后一定翻脸。朕不跟他们翻脸，朕给他们画笼子。在笼子里。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出了笼子，滚出去。
传教士们起初很兴奋，大明的皇帝居然对科学感兴趣！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路易十四虽然也资助科学，但他对科学的兴趣远不如对荣耀的兴趣。
但很快，传教士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大明的百姓对天主教不感兴趣。
不是因为他们信仰佛教或道教，而是因为大明的百姓更务实。他们去寺庙烧香是为了求子、求财、求平安，天主教能做到吗？
“你们的天主能保佑我今年丰收吗？”一个老农问传教士。
“呃……天主保佑灵魂，”
“灵魂能吃吗？”
老农说完，旁边几个等着听热闹的乡亲都笑了。一个妇人插嘴：“洋师傅，你说的天主在天上？天上多远？他能听到我说话？”
“天主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那他管不管我家地里的虫子？今年虫子多了，庄稼都让虫啃了。你去跟天主说一声，让他把虫子收了。收了我就信。”
传教士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老农拍了拍传教士的肩膀，“洋师傅，别急。你那个天主管灵魂，灵魂的事我不懂。但你那千里镜不错。让我看看月亮上的坑。看了月亮，我信你不信天主。”
传教士哑口无言。
但他们并不蠢，碰了几次壁后，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很快调整了策略。不再直接传教，而是先讲科学，用天文千里镜让百姓看月亮上的环形山，用棱镜展示彩虹的原理，用解剖图讲解疾病的成因。
百姓们对科学倒是饶有兴趣，“这洋人的镜子能看清月亮？”“这玻璃棍子能把白光变成七色？”
但一旦话题转回天主，百姓们立刻散了。
“你们的东西是好东西，”一个铁匠对传教士说，“但这天主的事，我们信不了。信了关帝、信了妈祖、信了祖宗，信了几千年了，改不了。”
传教士们最终认清了现实，在大明，科学有市场，宗教没有。于是他们把精力转向了翻译和教学，反而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耶稣会的传教士中最出色的一个，叫南怀仁。他在北京待了三年，学会了流利的汉语，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
南怀仁在日记中写道：“东方人的务实令我震惊。他们不关心灵魂是否得救，他们关心今年收成好不好、孩子能不能上学、生病了有没有大夫看。这不是愚昧，这是一种不同的智慧。”
他开始翻译欧洲的数学着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翻译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学生学得极快，“他们的算术基础比我想象的好。中国商人的算盘打得比法国数学家的笔算还快，只是他们没有把算术上升到理论。”
南怀仁后来在科学院讲了一堂公开课，讲的是几何证明。教室里挤满了人，有翰林院的学士、有工坊的工匠、甚至有几个穿着绸袍的商人。
课后，一个老翰林走到南怀仁面前，“先生，你这门学问，能不能用来算水渠的水量？”
南怀仁愣了一下，“理论上……可以。”
“那就好，”老翰林捋着胡子，“我们修了一辈子的水渠，全凭经验。要是能用你这门学问算出来，就不怕修错了。”
南怀仁笑了，他在欧洲从未见过有学者跑到教堂问数学能不能用来修水渠。
“这就是中国，”他在给罗马的信中写道，“他们不问上帝在哪里，他们问知识有什么用。这不是功利，这是务实。而务实，才是文明延续的根本。”
南怀仁在科学院讲完那堂公开课后，教室外面围了一群没挤进去的人。
他们趴在窗户外面，伸着脖子往里看。有人在记笔记，但因为离得远，只能看到南怀仁在黑板上画的圆和线，看不清字。
“那个洋人在画什么？”一个穿短褐的年轻人问旁边的人。
“说是，什么几何。”旁边的人也是一头雾水，“就是用线量东西的法子。”
“量东西？量什么？”
“什么都能量。方才那个老翰林不是说了吗，能算水渠水量。我修了一辈子水渠，全凭眼看手量。要是真能算出来，那可省大事了。”
年轻人想了想，然后挤进了窗户边的人群里。他叫王二狗，广州来的泥瓦匠，跟着商队到北京做工。听说科学院有洋人免费讲课，跑来看热闹。
他听不懂拉丁文，也看不懂黑板上的字。但他看懂了一样东西，南怀仁用一根绳子量了一段距离，然后在绳子上打了几个结，再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
“原来如此，”王二狗拍了一下大腿，“他是用绳子的长度来算面积！”
旁边的人被他吓了一跳，“你懂了？”
“我懂了，”王二狗兴奋得脸都红了，“我给人家盖房子，算地基面积的时候，一直是长乘宽。但房子不一定是方的，有的是斜的。我一直不知道斜的怎么算。刚才那个洋人画了个三角形。把斜的地基分成两个三角形，然后分别算！”
“用绳量底边，用尺量高度，底乘高除二，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两个加起来，就是整块地基的面积！”
他算出来的数字，跟他用老办法估的差了三成。老办法估少了三成。
“三成，”王二狗看着纸上的数字，“我以前给人家估地基，少估了三成。人家少给我三成工钱，我还以为赚了。”
第二天，他又去了科学院。这次他挤到了前排。
课后，南怀仁走过去。
“你，听懂了？”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
王二狗站起来，搓着手，“回先生，听懂了一点点。我是个泥瓦匠，不懂大道理。但您画的那些线，我能用上。”
“用上？怎么用？”
“盖房子，量地基、算墙高、定角度。以前全凭手感和经验，以后可以用您教的法子算了。”
南怀仁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在欧洲教了十几年书，从没有泥瓦匠跑来跟他说“你的数学能用来盖房子”。
“你叫什么？”
“王二狗。”
南怀仁念了三遍才念对，“王二狗。好名字。你，愿意学更多吗？”
“愿意，”王二狗使劲点头，“先生教什么我学什么。我不识字，但我能记图。您画的图，我都记住了。”
“拿去，”他递给王二狗，“看不懂的字，来问我。”
王二狗双手接过册子，像捧着宝贝一样。
“先生，”他鞠了一躬，“这东西，能让我少走多少弯路啊。”
南怀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科学院门口，摇了摇头。
“中国，”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补了一句，“这个国家的泥瓦匠，比欧洲的大学教授还渴望知识。”
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也许这个文明五千年不灭的原因。不是因为皇帝英明、不是因为军队强大，而是因为连一个泥瓦匠都愿意学新东西。”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那是他们不懂。中国人是没有信仰，是信仰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信上帝，是因为上帝许诺了天堂。中国人信祖宗。那是因为祖宗保佑了后代。天堂太远，后代很近。所以中国人信祖宗不信上帝。不是愚昧，是务实。
“信了关帝，能保平安。信了妈祖，能保出海。信了祖宗，能保家族。”南怀仁在日记里总结，“中国人的信仰。每一信都有用处。没用的，他们不信。”
“天主，能保什么？丰收？考试？出海？都不能。所以，中国人不信。”
“这不是愚昧，这是最极致的务实。而务实，才是文明延续的根本。”
他想起自己的老师，三十年前在罗马的耶稣会学院里，老师说过一句话：“去东方吧，那里有灵魂等着拯救。”
“也许，”他自言自语，“知识也是一种拯救。上帝没让我拯救灵魂，但让我传播了光。光和灵魂，也许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