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翻译了第一批西方科技着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与方以智合作）、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节选）、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节选）。
朱慈炯看到这份翻译清单时，心里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这几本书的名字，他隐约听泰西商人提起过。几何原本、天体运行论、人体构造，在泰西已是旧学。但在东方，还没有人把它们翻成汉字。欧几里得的两千年前、哥白尼的两百年前，这些知识在西方已经传播了很久。但在东方，还没有人把它们翻成汉字。
叶卡捷琳娜在做的事，他管这叫“知识引进”。前朝的中国也做过类似的事，翻译西学、引入新思想。但那些翻译迟了几百年，中国已经落后了。如今朕的翻译是同步的。西方的刚出来，东方就翻好了。不落后，就不会挨打。
但不是所有人都买账。
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延儒——是前朝那个周延儒，是同名的后辈——在朝会上当众发难：“皇后娘娘翻译洋人之书，臣以为不妥。洋人之学，奇技淫巧，不足以治天下。我大明以儒立国，何必学蛮夷？”
朝堂上附和声不少。旧派出身的官员们频频点头。
叶卡捷琳娜没有生气。她翻开一本手稿，念了一段：“地球距太阳约一亿四千万里。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二十七日又七小时。这些不是奇技淫巧，是规律。”
她看向周延儒：“周学士，您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吗？”
“这……”
“四百斤。但用了洋人的轮作法，能产六百斤。您说这是奇技淫巧，还是养活百姓的手段？”
周延儒哑口无言。
朝堂安静了三秒。朱慈炯开口了：“继续翻。谁再拦，朕让他去种地，试试四百斤和六百斤的差别。”
翻译工作极其艰辛，泰西的学术术语在汉话中没有对应的词。叶卡捷琳娜不得不造新词，“几何”“天文”“解剖”这些词有的是古汉语已有的但赋予了新义，有的是她根据含义新造的。
“翻译不是把一种语言的字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字，”她对助手们说，“而是把一种思维方式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方以智对叶卡捷琳娜的翻译能力赞不绝口，“此女之才，胜我十倍。若非她是皇后，我必拜她为师。”
叶卡捷琳娜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她建立了一套“东西方学术通信”制度。大明的学者可以通过科学院与欧洲的学者通信交流，讨论天文、数学、物理等学术问题。
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大规模东西方学术往来，规模之大，前朝未有。
叶卡捷琳娜的翻译工作，远比外人看到的艰辛。
她每天在科学院的书房里待到深夜，有时候通宵。桌上摊着拉丁文原典、一本汉字字典、三壶凉透的茶、和一堆写满了候选译名又被划掉的废纸。
最难的是解剖学部分，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西方的解剖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但中国没有对应的知识体系。中医讲的是经络、气血、脏腑，跟西方的器官、血管、神经完全是两套语言。
“heart，”叶卡捷琳娜对着原典发呆，“拉丁文叫cor。中医叫‘心’。但中医的‘心’不只是一个器官，它还主神明、主血脉。如果我直接翻成‘心’，中国学者会以为我在讲中医的‘心’，而不是解剖学的心脏。”
她想了三天，最后决定加注释。在“心”后面用小字标注：“此处的‘心’指胸腔内泵血之器官，非中医所言之君主之官。”
每一个术语都要这样，翻译加注释。一个词有时候要花半天。
方以智来看她时，看到满桌的废纸和凉茶，皱了皱眉。
“皇太后，您这是在拿命换书。”
叶卡捷琳娜笑了笑，眼圈发青，脸色也不好看。“不拿命换，换不出来。这些词，我不造，就没人能造。”
“为什么没人能造？”
“因为，”她指着桌上的一张纸，上面写满了拉丁文，“懂拉丁文的人，不懂中文。懂中文的人，不懂拉丁文。我两边都懂一点，所以我来。”
方以智沉默了一下，然后坐下来。
“我帮您，”他说，“我不懂拉丁文。但我懂古文。您把意思告诉我，我帮您找最合适的汉字来表达。”
从那天起，两个人开始合作。叶卡捷琳娜负责把拉丁文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方以智负责把白话提炼成文言。
两个人经常为一个词争论到半夜。
“方先生，”叶卡捷琳娜有一次说，“您活了八十年，从未这么累过吧？”
“不是身子累，是脑子累。”方以智捋着胡子，“每一个词都要想半天，比写八股文还费劲。但老朽愿意。老朽这把老骨头，还能烧几年。烧完了，这些词就算老朽留给后人的遗产。”
“方先生，”叶卡捷琳娜看着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眼睛在烛光下亮得吓人，“您不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比写八股文重要一万倍？”
“当然重要，”方以智点头，“八股文考的是记性。翻译考的是脑子。把一种思维方式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不是翻译，这是创造。”
“这个‘circulation’，”叶卡捷琳娜说，“意思是血液在体内循环。我翻了‘血行’，但‘行’字不够准确。‘行’是走，血液不是走，是循环。”
“循环，”方以智想了想，“‘环’字好。血，环行于身。不，‘循环’。血循环。”
“血循环，”叶卡捷琳娜念了两遍，“好。比‘血行’准确。”
她在译稿上写下“血液循环”四个字，然后画了一个箭头，表示循环的方向。
这种合作持续了三年，三年里，方以智在科学院的书房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学术时光。他八十多岁了，但每次讨论术语时，他的眼睛就亮起来，像一个年轻人发现了新大陆。
“格物致知，”他经常念叨这四个字，“古人说了几千年。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把西方的格物和东方的致知真正接在一起。”
叶卡捷琳娜建立的东西方学术通信制度，更是开创性的。
她通过广州的商站，把信件寄往欧洲。一封信走半年，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马六甲、从马六卡到好望角、从好望角到里斯本、从里斯本到巴黎。半年，一封信。
回信又要半年。一来一回，一年。
朱慈炯听完叶卡捷琳娜介绍这个通信制度时，感慨了很久。大明本土有驿站，加急文书日夜兼程也要数日。但一封信从北京到巴黎，来回要走一年。一年。四季轮了一遍。春天写的信，秋天对方才收到。冬天回的信，第二年夏天才到。比蜗牛还慢。
但慢不等于没用。俗话说，“慢工出细活”。通信慢，但每一封信都是深思熟虑的。那是随便写两句就发出去，是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确保每一句话都值得走半年的路。这种慢，反而让信的质量更高。
这座桥，从北京到巴黎、从阿瑜陀耶到伦敦、从紫禁城到凡尔赛。
桥上走的不是军队，是知识。
叶卡捷琳娜建立的东西方学术通信制度，细节远比外人看到的复杂。
首先，信怎么寄？
一来一回，一年四个月。
“三条路都沉了，”她说，“那就是天意。再寄一遍。”
其次，信里写什么？
“科学无国界，”她对助手说，“但技术有。科学可以交流，技术不能泄露。”
她把关的标准很简单，“如果这条知识能让对方造出更好的武器，不写。如果不能，写。”
这个标准，让她在欧洲学者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因为大明的学者寄出去的信，纯粹是学术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欧洲的学者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东方学者的诚意”。
莱布尼茨在第一封回信中写道：“我以为东方人会保守他们的知识，像我们保守火药配方一样。但你们寄来的数学证明，是纯粹的学术。这种坦诚，在欧洲的学者之间都罕见。”
方以智看到这封信后，对叶卡捷琳娜说了一句：“你搭的不只是学术的桥，是信任的桥。”
叶卡捷琳娜想了想，“没有信任，学术交流就是空话。你不信对方，就不会把真东西给他。他不信你。也不会把真东西给你。先信，再交流。”
“那，你怎么让他们信你？”
“寄真的东西。”叶卡捷琳娜的答案很简单，“寄真的数学证明、真的天文记录、真的实验结果。不藏、不假、不夸。寄了三次，他们就信了。因为没有人会连续三次寄真东西来骗你，那成本太高了。”
方以智笑了，“皇太后，您这是用做生意的方法做学术。”
“做生意，”叶卡捷琳娜也笑了，“和做学术一样。都是，先给，再得。”
翻译工作之外，叶卡捷琳娜还做了一件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有了这本对照表，”方以智说，“后人就不用重新造词了。皇太后造的词，就是标准。”
叶卡捷琳娜摇头，“不是标准，是起点。后人觉得我造得不好，可以改。但至少，他们不用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方以智念了一遍，“这就是您搭的桥。桥不是终点，桥是让人过去的。过去了，桥就可以拆了。”
“不拆，”叶卡捷琳娜笑了，“留着。让后人知道，这座桥是怎么搭的。搭桥的方法，比桥本身更值钱。”
她想起朱慈炯说过的一句话，“婉儿管银子、素帕玛管政务、郑慧娘管水师。你呢？你管什么？”
她当时回答，“我管桥。”
“桥？”
“东西方之间的桥。我搭了一辈子，将来让和城继续搭。”
朱慈炯听了，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但沙俄皇位上坐着的人，终究不是大明的臣子。彼得会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