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炯看着这三条，心里想起了往事。西洋的英吉利，号称“大熔炉”。各民族到了英吉利，保留自己的文化、信仰自己的宗教、说自己的语言。但英语是他们的通用语、国法是根本法。朕要的。帝国不是要消灭各民族的文化，而是要让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共存。框架是什么？汉语、大明律、银票。三样东西把半个地球的人绑在一起，比任何军队都牢。
这条政策在朝堂上炸了锅。
礼部侍郎钱穆庭第一个跳出来，把帽摘了往地上一放，跪着说了三个字——臣反对。
钱穆庭有私怨。他祖宅在西安西郊，隔壁去年新修了一座清真寺，阿訇每天五更天唤拜，嗓子亮得能穿透三堵墙。他老母亲被吵得整夜睡不着觉，逢人便骂。但钱穆庭在朝堂上不能说这个，他说的是——允许天主教传播，会动摇国本。东瀛岛原之乱就是前车之鉴。
另几个大臣附和，有的说天主教是邪教、有的说回回不可信、有的说佛寺道观已经够多了，再加洋教，天下不安。
朱慈炯听完，没有讲道理。
他只说了一句——钱穆庭，你母亲睡不着觉，是清真寺的问题，是墙太薄。让工部给你家加厚一堵墙。但宗教的法令，不是你母亲能改的。
钱穆庭的脸涨红了，但他不敢再说话——皇帝连他家的事都知道。
朱慈炯扫了一眼满殿的人，说我不管你们觉得该松还是该紧。帝国太大了，容不下偏狭。你信你的佛、他信他的天主、她信她的真主，只要不犯法、不闹事、不搞独立，帝国就容得下你。
钱穆庭跪在地上没起来，但朱慈炯已经转过身去了。他背对着满殿大臣，说了最后一句话——水堵住了，就会决堤。水疏通了，就乖乖流。宗教跟水一样。你越堵它越凶。你给它一条河道，它就老老实实地流。
这番话被传教士们记录下来，传回欧洲后在巴黎的知识界引发了轰动，“东方的皇帝居然比我们的国王更宽容！”
路易十四看到这段话时，据说他想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东方有东方的太阳。”
这句话传回大明，朱慈炯听完只笑了一下。太阳王，路易十四给自己起的外号。史书里说他是“太阳王”，因为他觉得自己像太阳一样照耀法国。但太阳只照一个国家，算什么太阳？真正的太阳照的是全世界。
不过朱慈炯没说这话，他只是在心里想。路易十四是个聪明人，能说出“东方有东方的太阳”的人，不是蠢人。蠢人只会说“东方是野蛮的”。能承认别人厉害，自己也不会差。这是在生意场上学会的道理，对手越强，自己越强。
宗教宽容令颁布后，各地的反应不一。
“四十年了，”他站在教堂门口，看着十字架被竖上屋顶，“我在中国传了四十年教。今天，终于有了一座正式的教堂。”
“主啊，”他用拉丁文说，“你让我在这片土地上等了四十年。四十年里，我学会了汉语、学会了用筷子、学会了跟中国人讲道理。但你只给了我五十个信徒。”
“五十个，够了。”
如今，宗教宽容令说“伊斯兰教一律合法”。这条法令传到西安的回民坊时，整条街都沸腾了。
清真寺的阿訇站在门口，老泪纵横。
“几百年了，”他对身边的老人们说，“几百年了，终于有人说‘你们是合法的’。”
但宗教宽容令不是没有底线，朱慈炯说得清清楚楚：“任何宗教团体不得干预行政、司法、军事。传教士不得担任官职、不得参与政务、不得在义学中传教。”
这条底线，是有人试过的。
南怀仁去求情，朱慈炯只说了一句：“规矩是规矩，情面是情面。朕可以让他回来，但规矩不能破。”
南怀仁沉默了，他明白了。大明的宗教宽容不是无限的，它的边界就是“不碰政治”。你可以在教堂里拜你的上帝，但你不能在义学里教孩子拜上帝。
“这，”南怀仁在日记里写，“其实是对的。欧洲的宗教战争打了几百年，就是因为宗教碰了政治。中国的皇帝用一条法令，把宗教和政治分开。这比我们欧洲人聪明。”
他又写了一段，“也许中国能延续五千年的原因之一。他们不让任何一种信仰独大，也不让任何一种信仰消失。所有的信仰都在，但都在笼子里。笼子的名字叫‘法律’。”
路易十四的那句话，“东方有东方的太阳”，传回大明时，已经是半年之后了。
朱慈炯听到后，只笑了一下。
太医院的改革，也在同步推进。沈万全的中西医科在太医院站稳了脚跟后，朱慈炯下令太医院增设西医科，正式将西洋医学纳入官方体系。太医院的院使起初反对，说中医讲经络气血，洋人讲器官血管，两套东西凑不到一起。朱慈炯只说了一句：你们能治好疟疾，朕不设这个科。你们治不好，就让治得好的人来。
沈万全在太医院做了一件最得人心的事：在各地义学旁边设医馆。义学教孩子认字，医馆给百姓看病。百姓送孩子上学的同时，自己也能看个病。看病不收钱，药只收成本价。
医馆的大夫从义学学生里选。义学出来的人学三年医，到各地医馆去。他们不会切脉、不会开方子，但会止血、会缝肉、会认疟疾用金鸡纳。三样本事，能救大半个天下的人。
叶卡捷琳娜翻译《人体构造》时，太医院的太医们第一次看到了人体的内部结构图。一个老太医看了半天，说了一句：原来脾脏长在这个位置。他切了一辈子脉，开了半辈子药，但从来没见过脾脏长什么样。图上的脾脏跟医书上画的不一样，医书上是凭想象画的，洋人的图是解剖了真人的身体画出来的。
这件事在太医院引发了震动。老太医们开始翻洋人的解剖图，跟自己的医书对照。有些对得上，有些对不上。对得上的，说明古人说的没错。对不上的，说明古人画错了。有个老太医翻了三天后叹了口气：先人没错，是先人没看过。看了就不会画错。
朱慈炯听说后说：中医不是错，是不全。西医也不是全，是另一条路。两条路一起走，比一条路远。太医院的太医和义学出来的大夫，各走各的路，但都救人。救得了人的法子就是好法子。
“太阳，”他对陈婉儿说，“他管自己叫太阳王。朕可没这雅兴。”
“但他服你了，”陈婉儿在旁边翻着账本，头也不抬，“一个法国国王服了一个中国皇帝，这面子够大的。”
“不是服朕，”朱慈炯摇头，“是服制度。他看了图卢兹的呈文，知道大明的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统一货币比欧洲强。他服的是这个，不是朕这个人。”
“那你呢？你服他吗？”
“服，”朱慈炯点头，“路易十四能说出‘东方有东方的太阳’这句话，说明他不是蠢人。蠢人只会说‘东方是野蛮的’。能承认别人厉害的人，自己也不会差。”
陈婉儿放下账本，看了他一眼。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老了，就谦虚了。年轻时候朕也觉得天下第一。后来发现，天下大了去了。”
“路易十四，”他看着窗外，“他建了凡尔赛宫。朕看过那幅画，确实宏伟。但他花了多少钱？一亿法郎。国库被他掏空了，百姓吃不上饭。他建宫殿的时候，法国的农民在啃树皮。”
“紫禁城，也不是百姓建的。”
“紫禁城是永乐帝建的，两百年前的事了。朕没扩建过，朕连修都修得少。朕宁可把钱花在修路上，也不花在修宫殿上。路是给天下人走的。宫殿是给朕一个人住的。哪个值，你说？”
陈婉儿没有回答，但她笑了一下。
巴黎的沙龙里，哲学家们讨论的不是“东方的皇帝有多强大”，而是“东方的皇帝有多宽容”。
“一个皇帝，允许五种宗教在他的帝国里合法存在。”一位哲学家在沙龙上说，“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国王连新教徒都容不下。”
“不是容不下，是不敢容。”另一位哲学家摇头，“法国的国王如果允许新教，天主教会就会跟他翻脸。他是不想宽容，是政治上做不到。”
“那中国的皇帝为什么做得到？”
“因为，他的权力不依赖于教会。”第三个人开口了，是莱布尼茨，“中国的皇帝不需要教皇加冕。他的权力来自军队和官僚体系，不来自神。所以他可以宽容宗教，因为宗教威胁不了他的权力。”
“但在欧洲，宗教就是政治。容了教，就等于放了政。”
“所以，”莱布尼茨总结，“中国的制度比我们先进。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政治智慧上。他们把宗教和政治分开了，我们还没学会。”
朱慈炯看完，点了点头。
“莱布尼茨，”他说，“这个人比路易十四聪明。路易十四看到的是朕的宽容，莱布尼茨看到的是朕的权柄构造。看到宽容的人，会觉得感动。看到权力结构的人，会去学习。”
“感动一阵子就忘了，学习才是一辈子的事。”
他把翻译稿递还给叶卡捷琳娜，“存到科学院的藏书楼里。将来有人写东西方交流史，这篇东西有用。”
叶卡捷琳娜接过稿子，“陛下，您觉得欧洲人会学我们的制度吗？”
“会，”朱慈炯点头，“但不是现在。现在他们还在感叹‘东方的太阳’。等感叹完了，他们会开始想‘我们怎么也造一个太阳’。到那时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时候。”
“什么意思？”
“意思是，”朱慈炯笑了，“欧洲人学了我们的制度，就会变强。变强了，就会跟我们争。争了。要么打、要么合作。打，他们打不过。合作。大家都赢。所以，让他们学。学了才有资格跟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
叶卡捷琳娜看着他，“陛下，您看得很远。”
“不远，朕只是看到了下一代人的事。朕这一代，打仗、建国、定规矩。下一代人，该跟世界谈了。谈话得有对手，欧洲人得先学会怎么说话。”
“学我们的制度，就是学怎么说话。”
“这就是朕要的，”他轻声说，“不是一种声音压过另一种，是所有声音一起响。响了，就是活的。只有一种声音，那是死寂。”
“陛下，”她说，“欧洲做不到这些。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是因为他们的权柄构造不允许。国王的权力来自教会，容了别的教，自己的教就不答应。您的权力来自军队和官僚，不来自任何神。所以您能宽容。”
“你说得对，”朱慈炯点头，“但只说对了一半。朕能宽容，不是因为朕不需要教会，是因为朕的百姓不需要。他们信佛求子、信道求仙、信妈祖求平安，每信一个都有用。没用的。他们不信。天主保什么？丰收？考试？出海？都不能。所以他们不信。不信，就不冲突。不冲突，就能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