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四十年，西历1701年。
法国宫廷里，大明瓷器的身影开始出现，贵族们争相议论。一个青花瓷瓶在巴黎的售价相当于一匹良马，但数量稀少，供不应求。
茶叶更甚，大明的龙井茶在巴黎被称为“东方仙草”，一小罐茶叶的价格抵得上一个工匠半年的工钱。路易十四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明茶，据说他最爱的配法是加一点蜂蜜和柠檬。
火炮则是各国军方的最爱，大明的野战炮比欧洲同口径的火炮轻了三成、射程远了两成、精度高了一成。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纷纷派人来购买，朱慈炯同意出售旧款火炮，但新款一律不卖。
“旧款够他们打欧洲战争了，”他对施琅说，“新款留给下一代人卖。”
“华夏热”不仅限于器物，大明的哲学也开始影响欧洲。莱布尼茨在读了《易经》的拉丁文译本后，写了一篇轰动欧洲的论文，认为二进制思想与易经的阴阳卦象不谋而合。他还在私信中对朋友说：“如果有一个国家能让所有宗教和平共处，那就是华夏。”
朱慈炯看到叶卡捷琳娜翻译的莱布尼茨论文时，愣了很久。二进制。算术的根，零和一。这个概念，莱布尼茨说是从中国的《易经》里悟出来的。阴和阳。零和一。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用八卦画出了天地运算的底层逻辑。只不过古人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
“也许有一天，”朱慈炯自言自语，“有人能用零和一造出会算账的机器。比算盘快一万倍的机器。”
叶卡捷琳娜在旁边，“陛下，您说的这种机器，存在吗？”
“现在不存在。”朱慈炯笑了，“但零和一存在，八卦存在，莱布尼茨也存在。种子都在，迟早会长出来。”
当然，大明的“中国热”和从前洋人嘴里的“中国热”有一个关键区别：从前是基于想象和美化，如今是基于实力和尊重。
“华夏热”传到欧洲各国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巴黎的沙龙里，贵妇们争相购买大明丝绸。一个公爵夫人在晚宴上穿了一件南京织造的绸缎长裙，所有女人的视线都钉在她身上。
但让欧洲底层百姓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丝绸和瓷器，是铁器。
贝隆在北京的铁器铺子里买了五口铁锅、三把铁犁、十把剪刀，寄回了巴黎。他在日记里写：中国的铁锅比法国便宜十倍，质量好两倍。法国百姓用陶罐煮饭，中国的铁锅又厚又匀，炒菜不糊、煮饭不焦。一把铁锅用十年不坏。
铁犁更关键。欧洲的犁还是木犁包铁皮，中国的铁犁是全铁铸造，犁头深翻一倍，翻地快两倍。荷兰农民买了中国的铁犁后，写信回阿姆斯特丹说：一亩地原来翻两天，现在半天。多出的一天半，能多种一亩地。
陈婉儿给朱慈炯算过一笔账：光是铁器一项，每年出口三十万件。十二万两银子，在贸易总额里不算什么。
但三十万户人家用了大明的铁锅和铁犁，就换不回陶罐和木犁了。银子花完就没了，习惯养成了就改不掉了。
巴黎沙龙里的贵妇们争相购买大明丝绸的那天，朱慈炯正在广州的行宫里喝茶。
陈婉儿拿着一本贸易册走进来，“今年的出口清单。丝绸两万匹、瓷器五万件、茶叶三十万斤。欧洲人快把我们的库房搬空了。”
“搬空了好，”朱慈炯放下茶杯，“搬空了他们就缺，缺了就得买，买了就离不开。”
“你这叫，”陈婉儿翻了翻册子，“什么？温水煮蛙？”
“差不多。”朱慈炯笑了，“不是一刀一刀割，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泡。泡到他们离了我们的茶叶就活不了，那就够了。”
陈婉儿看了他一眼。“你这人，坏得很。”
“做生意，不坏怎么赚钱？”
“这料子，”一位伯爵夫人摸了摸裙摆，“比里昂产的丝绸滑十倍。多少钱？”
“三百法郎。”公爵夫人道。
“三百法郎？！一条裙子，三百法郎？！”
“东方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价。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大明每年运到马赛的丝绸，只有两千匹。分到全欧洲，每家贵妇分不到半匹。”
伦敦的反应更务实，英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追奢华，他们追的是茶。
“中国人用树叶赚我们的银子，”一个董事在会议上抱怨，“而我们居然还感谢他们。”
“感谢什么？”
“感谢他们让我们喝上了茶。我以前喝啤酒，现在喝茶。胃好了、头不晕了、老婆说我口气都好了。”
满堂哄笑，但笑完之后，董事们一致同意：加大茶叶进口量。
“我们曾经垄断了香料贸易，”一个Voc的老股东在酒馆里灌了一杯杜松子酒，“如今我们连一根茶叶都买不到一手货。明人把门关了，只开了一条缝，缝里递出来的东西，还比我们自己去找的贵三成。”
“那怎么办？”
“怎么办？”老股东苦笑，“认了。打不过，就买。至少，他们还愿意卖。”
朱慈炯听到荷兰人的反应时，想起了往事。荷兰人称霸海上贸易几十年，船队遍及四海。如今大明的舰队一出现，荷兰人连争的资格都没有。荷兰人花了几十年攒下的东西，朕十年就让他们输干净了。
“不是朕厉害，”朱慈炯对陈婉儿说，“是时代变了。荷兰人靠的是帆船和火炮，朕也是。但朕的帆船比他们大、火炮比他们猛、航线比他们多。那是朕赢了他，是东方赢了西方。”
大明的火炮卖到欧洲后，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军备竞赛。
“这炮，”他对身边的将军说，“比我们的重炮轻了一半，打得还远？”
“是，将军。”将军的脸也不好看，“明人卖给我们的是旧款。他们自己的新款，据说射程还要远两成。”
“旧款都这么厉害，新款得多可怕？”腓特烈一世摇头，“买。再多买二十门。”
“陛下，国库，”
“国库没钱，那就从宫廷开支里扣。我的王宫可以晚两年修，但这些炮不能不买。”
普鲁士买了四十门大明旧炮，这件事传到奥地利后，利奥波德一世也坐不住了。
“普鲁士买了四十门中国炮？”他拍着桌子，“他们要干什么？打我们？”
外交官小心翼翼地说，“陛下，也许只是为了防御……”
“防御？防御需要四十门？”利奥波德一世站起来，在书房里踱步，“我们也买。买五十门。比普鲁士多十门。”
“可是，国库也，”
“从哪扣？”
“……宫廷开支？”
“从我脑袋上扣，别从军队扣。”
“奥斯曼，”他对施琅说，“卖火炮给他们等于资敌。他们打谁？打欧洲人，但欧洲人也是我的客户。我卖给双方，最后双方都恨我。”
“卖旧款给欧洲人，新款不卖。奥斯曼，连旧款都不卖。”朱慈炯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火炮是商品，但更是棋子。谁该有、谁不该有，我说了算。”
施琅点头，“那价格呢？”
“旧款，一门五百两。市价的三倍。”
“三倍？他们还买？”
“不买，他们就落后。落后，就挨打。”朱慈炯笑了，笑里带着商人的精明，“这叫什么垄断。”
这些情报，汇总到北京后，成了一份《欧洲军力评估》。朱慈炯看了后说：“他们打不过我们，但他们学得很快。”
“一直比他们快，就行了。”
但英国人很快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没有白银了。
“明人用树叶赚我们的银子，”他在理事会上说，“我们必须找到一样他们需要的东西，把银子赚回来。”
“他们需要什么？”议员们问。
“……鸦片。”
“那就找别的，”他说，“羊毛？他们不穿。铁器？他们比我们强。钟表？他们开始自己造了。”
找不到，英国人找不到任何一样大明需要的东西。
贸易逆差，白银从欧洲流向东方，像河水一样不可逆转。
“我们，”威廉三世叹了口气，“在用银子买树叶喝。而且，还喝上瘾了。”
他转向财政大臣，“去年流出了多少白银？”
“回陛下，两百万两。”财政大臣的脸比伦敦的雾还灰。
“两百万，”威廉三世闭上眼睛，“大明一个皇帝，用树叶赚走了我们两百万两白银。我们呢？我们用什么赚回来？”
“陛下……找不到。”
“找不到？堂堂大英，找不到一样中国人需要的东西？”
“明人什么都不缺，他们的丝绸比我们好、瓷器比我们好、茶比我们好。我们唯一比他们好的，是军舰。但军舰不是商品。”
威廉三世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得用别的办法把银子赚回来。”
他没说是什么办法，但财政大臣听懂了。那不是贸易的办法。
“东方人用一片叶子，”一位英国商人在日记里写，“征服了整个欧洲的胃。没有一艘战舰能做到这件事，但一片叶子做到了。”
“五百万两，”他对施琅说，“流出去的是银子，换回来的是什么？”
“换回来的是，”施琅想了想，“别人的依赖。”
“对。”朱慈炯点头，“他们买了我们的炮，就得用我们的炮弹。用了我们的炮弹，就得学我们的操典。学了操典，就得按我们的规矩练兵。一根线牵着一根线，最后牵着的是一整支军队。”
他放下清单，看着窗外。广州港口的桅杆如林，大明的龙旗在每一根桅杆上飘扬。
“刀剑能征服一时，”他轻声说，“但茶叶和瓷器能征服一世。刀剑让人怕，茶叶让人爱。怕会变成恨，爱不会。”
中国热，不是刀剑的征服，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的征服。
但这把火，会不会烧到自己？朱慈炯没有想过。或者说，他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