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四十年，西历1701年。
大明的经济，已经从以农为本变到了农商并重。
关键数目，国库岁入：从弘业三十五年的八百万两白银增长到弘业四十年的一千五百万两，五年翻了一番。
商税占比：从弘业三十五年的两成增长到弘业四十年的五成，商税收入首次超过农税。
海贸额：从弘业三十五年的三百万两增长到弘业四十年的千万两，印度洋商站体系的建成是最大推手。
百工兴旺，阿瑜陀耶的造船厂：已能年产战船二十艘、商船五十艘。
广州的火器工坊：年产燧发枪三千支、火炮一百门。燧发机构仿自马尼拉缴获的西班牙火铳，经刘大锤师徒四十年改良，铁模铸造、统一规格，已青出于蓝。大明火器的产量和质量均居天下第一，泰西各国的兵工厂年产量不过两千支，更少。
南京的纺织工坊：年产丝绸十万匹，其中三成出口欧洲。
北京的天文器物作坊：生产千里镜、罗盘、日晷，在士大夫中颇受欢迎。
但百工兴旺也带来了新问题，工人聚集在工坊里，卫生条件恶劣，疾病频发。工坊主为了利润拼命压榨工人，每日劳作六个时辰以上、一月只休一天、工伤不赔、童工遍地。
这正是陈婉儿推行“皇后新政”的背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不对百工兴旺加以规范，它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灾难。
朱慈炯看到广州工坊的记录时，心里一沉。童工遍地、工人命比机器零件还贱。这条路不能走。
商人逐利的天性不会变，你不管他，他就会把利润榨到极致。这不是人心的问题，是规矩的问题。
所以婉儿要做的不是骂工坊主，是立规矩。规矩立好了，工坊主照样赚钱，工人也活得像人。两头都能赢，这才叫治政。
工坊的问题，陈婉儿比任何人都先看到了。
她去广州巡视皇华钱庄分号时，顺便走了几家工坊。第一家是纺织工坊，五十台织机挤在一间不到两百步的屋子里。窗户关着，因为丝线怕风吹。五十个女工坐在织机前，从早到晚，每天十二个时辰。
“她们一天做多久？”她问工坊主。
“卯时到酉时，十二个时辰。”工坊主陪笑着，“太后，这些都是计件的。多劳多得，她们自己愿意多做。”
“一个月休几天？”
“休，”工坊主犹豫了一下，“初一十五休。两天。”
“工伤呢？”
“工伤……”工坊主的笑容僵了，“小的，小的给点草药钱。”
“多少？”
“二两银子。”
“二两，”陈婉儿的声音冷了下来，“断了手指的二两？织机轧断了手指，二两银子？”
工坊主不敢说话了。
“你一个月挣多少？”陈婉儿问她。
女工低着头，“回……回太后，一两二钱。”
“一两二钱，十二个时辰、一天、一个月休两天。”陈婉儿回头看工坊主，“她的手指被割了，你给了多少草药钱？”
“一……一两。”
“一两。她一个月的工钱。你给了她一个月的工钱，就觉得够了吗？她的手指好了还能织吗？”
工坊主跪下了，“太后，小的一时，”
“起来，”陈婉儿没有看他，“跪有什么用？你跪到地上，她的手指也不会好。”
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你一个月赚多少？”
工坊主额头贴着地，“回太后……小的……一个月约……一百二十两。”
“一百二十两。她一两二钱。你一个月赚她一百倍的银子，她断了手指你给一两。一两，是你一天的茶钱。”
工坊主的身子在发抖，不敢抬头。
“朕不是要罚你，”陈婉儿的语气变了，从冷变平，“朕是要你明白，工人不是机器。机器坏了你换零件，人坏了你换不了。你给她看大夫、养好了伤、照发工钱。她好了还能给你织。你省那一两银子，亏的是你自己。”
“记下来，”她对身边的记室说，“工坊条例：每日劳作不得超过八个时辰。每月至少休四天。工伤，工坊主须承担医药费，并照发工钱至伤愈。禁用童工，十二岁以下不得入工坊。”
记室飞快地记着，陈婉儿边走边说。
“违者，罚没工坊。不是罚银子，是没收。让那些工坊主知道，压榨工人不是罚款的事，是倾家荡产的事。”
“这个孩子，”她指着一个正在搬铁料的男孩，“几岁？”
工头看了看，“回太后，十一岁。他是张师傅的侄子，来学手艺的。”
“十一岁，搬铁料？”陈婉儿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搬得动吗？”
“搬，搬得动。轻的。”
“轻的铁料，也有二十斤。十一岁的孩子搬二十斤，你们觉得合适？”
工头不说话了。
“学徒，可以。但学徒不是苦力。”陈婉儿的语气很平，但很硬，“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只能学手艺、不能干重活。搬料、运料，用成年人。”
她走出火器工坊时，天已经黑了。
“皇后新政，”她自言自语，“不是为了工人跟工坊主作对，是为了让这些人，有活干、有饭吃、有命花挣来的钱。”
她转身上车，回行宫写条例去了。
陈婉儿的“皇后新政”在朝堂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她不在乎。
她从来不在乎朝堂上的声音，她在乎的是工坊里那些人的脸。
有人说她“干政”，她嗤之以鼻。
管工坊条例叫干政？那皇帝管修路叫什么？管打仗叫什么？管天下百姓的死活，不叫干政。
管银子怎么花，不叫干政。
只有动了某些人的利益。才有人跳出来说“干政”。动的是工坊主的利润，工坊主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上书。上书就骂“妇人干政”。骂就骂，陈婉儿不在乎。她这辈子被骂得多了。从嫁给朱慈炯那天起。就有人骂她“商女不知亡国恨”。现在呢？骂她的人用着她发行的银票，用着她建的驰道。用着她立的工坊条例。骂归骂，用归用。务实。
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织工，手粗得像搓衣板。他把匾放在钱庄门口，然后跪下了。
“太后，小的代表广州三十二家工坊的两万三千名工人，给太后磕头。”
陈婉儿从钱庄里走出来，看到跪在地上的工人，皱了皱眉。
“起来，”她伸手去扶，“我不喜欢人跪。”
织工不起来，“太后，小的们不是来求什么。小的们是来谢的。皇后新政出来之后，工坊主不敢再逼我们加夜班了、不敢再扣工钱了、伤了的给看大夫了。小的们。这辈子头一回觉得，当工人也是人。”
“起来，”她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软了一些。
织工站起来，其他三个人也站了起来。
陈婉儿看着那块匾，“青天皇太后”四个字刻得不算精致，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
“谁刻的？”她问。
“小的自己刻的。”织工搓着手，“小的不会写字，是工坊里认字的先生描的样，小的照着刻的。刻得不好，太后别嫌弃。”
“不嫌弃。”陈婉儿笑了，笑里带着一点酸，“挂后院，别挂正堂。正堂挂的是账册。”
“为什么挂后院？”
“因为，”陈婉儿看着那块匾，“后院是我自己待的地方。正堂是谈生意的地方，谈生意的时候不能让人看到这个。看到了，人家会觉得我心软。心软的人做生意，要吃亏。”
织工不太懂这些，但他点了点头。
陈婉儿让人收了匾，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一锭银子。
“拿着，回去给工人们买点酒。”
织工不肯收，“太后，小的们不是来讨银子的。”
“我知道，”陈婉儿把银子塞到他手里，“这是赏银，是我请你们喝酒。两万三千人，一锭银子不够。但买几坛酒，够了。”
织工攥着银子，眼圈红了。
“太后，”他又要跪。
“别跪了，”陈婉儿摆手，“回去吧。告诉工人们，皇后新政不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是你们应得的。以前没人给你们，是以前的规矩不对。现在规矩改了。以后就这么办。谁不守规矩，来找我。”
四个工人走了，陈婉儿站在钱庄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她转身走进钱庄，后院的匾已经挂好了。歪歪扭扭的四个字，“青天皇太后”。
她看了一眼，然后走进正堂，继续对账。
账册摊开，密密麻麻的数字。她的手在算盘上飞快地拨动，珠子噼里啪啦响。
但她的眼圈，有一点红。
只是有一点，很快就压下去了。
她是陈婉儿，皇太后、钱庄掌柜、商人的女儿。她不在人前哭，尤其不在账册前哭。
紫禁城的方向，一匹快马正飞驰而来。马上的人浑身浴血，怀里揣着一封八百里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