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户部。陈婉儿的办公房。
陈婉儿今年六十三了。但她的腰还是直的。头发全白了，用一根银簪绾着。桌上堆着账本——不是国库的账本，是为赵德厚和三百织户算的账。
她面前摊着一张大纸。纸上写着《工坊安置法令》草案。核心四条：
一、凡蒸汽工坊方圆十里内的传统手工业者，因蒸汽工坊竞争导致收入减少超过五成者，可向当地官府申报“受影响户”。
二、受影响户由官府授田三亩或安排子弟入义学或工坊学匠，二者择一。
三、费用从蒸汽工坊年税中抽一成设立“安置基金”。
四、法令颁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受影响者追溯一年。
陈婉儿把草案放下。拿起算盘。
她算了一笔账。全国现有蒸汽工坊六十七家——纺织三十一家、矿场十八家、铁器十二家、其他六家。每家平均年税约八百两。抽一成是八百两。六十七家合计五万三千两。
但全国受影响的手工业者——她算了半天。按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织户、矿工、铁匠、染工、木匠……加起来受影响户少说一万二千户。每户授田三亩——全国哪来这么多田？安排子弟学匠——六十七家工坊能容纳多少学徒？
授田不行。没那么多田。学匠是正路——但学匠要时间。一万人不是三个月能安排的。
她换了一个算法：不授田，改发“过渡银”——每户每月发银一两，发一年。一年后停发，期间由官府安排学匠或转业。一年过渡银——一万二千户乘以十二两，十四万四千两。加上学匠期间的工坊补贴——五万两。加上官府行政费用——三万两。
总计：二十二万两。
但蒸汽工坊年税抽一成只有五万三千两。
差十七万两。
她又算了一遍。没错。差十七万两。
她拿着账本去找朱慈炯。朱慈炯这次回北京后住在行宫偏殿。陈婉儿进去时他在看地图——那张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的疆域图。
“殿下。”陈婉儿把账本放在地图旁边。“安置法令草案写好了。但差十七万两。”
朱慈炯没看账本。先看法令。看完四条点头。
“可以。但钱呢？”
“蒸汽工坊年税抽一成——五万三千两。不够。差十七万两。国库结余——”陈婉儿翻账本。“今年结余四十万两。但铁路支出了二十三万两。海军维护十二万两。余银五万两。差十二万两。”
“五万两够先做。”朱慈炯说。
“不够。殿下，五万两连第一年的过渡银都发不满。”
“够了——先做。”朱慈炯的声音有点急。他看了一眼陈婉儿。“先做。不够的朕想办法。”
陈婉儿认识他四十年了。她知道他说“朕想办法”的时候是真的有办法——但也意味着办法不常规。
“殿下想怎么办？”
朱慈炯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他的手指在图上划了一条线——从北京到广州。这条线上有蒸汽工坊、有铁路、有矿场、有铁器坊。
“婉儿。你知道蒸汽机现在在全世界——只有大明有。”
“是。”
“法国人想要。英国人想要。荷兰人想要。他们追不上——但他们愿意花钱买。”
陈婉儿的眼睛眯了一下：“殿下要卖蒸汽机给法国人？”
“卖原理。不卖工匠。”
“什么意思？”
“蒸汽机的图纸——原理图——可以卖。张小七画的那张。朕看过了，画的是原理，不是制造工艺。有了原理图，法国人知道蒸汽机能干什么、怎么干。但他们造不出来——因为没有工匠。没有张小七这种人。没有会调铜轮、会修气阀、会焊接口的工匠。”
“图纸卖多少？”
“五万两。卖给法国人一份。再卖英国人一份五万两。荷兰人一份五万两。三份十五万两。”
陈婉儿算了一下：“十五万两。加上蒸汽工坊年税五万三千两。二十万三千两。够第一年。第二年还有年税五万三千两——加上卖图纸……”
“第二年不卖了。”朱慈炯说。“卖了一年。第二年法国人自己就会仿。仿得不好但能用。第三年他们就追上来了。所以只卖一次。趁他们还不会。”
陈婉儿沉默了一会儿。
“殿下。卖图纸——等于帮他们追上来。”
“对。”
“那大明的优势——”
“大明的优势不在蒸汽机。”朱慈炯说。“蒸汽机是知识。知识迟早追上。大明的优势在工匠——在张小七，在何水生的徒弟，在方士元的弟子。这些人不是图纸能教的。”
他转过身看陈婉儿。
“婉儿。你知道朕为什么焦虑吗？不是技术焦虑。朕不怕法国人造出蒸汽机。朕怕的是——法国人造出蒸汽机以后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人没饭吃。织户砸机。矿工失业。朕写了安置法令。但法令不够——因为蒸汽机会一直来。今天砸了织户的碗。明天砸铁匠的碗。后天砸车夫的碗。大后天——砸农民的碗。”
陈婉儿看着他。
“殿下是说——机器会取代所有人？”
“不是取代。是改变。机器让人干不了旧活。但机器也创造新活——造机器的、修机器的、管机器的。问题是旧活的人不会干新活。赵德厚织了三十八年布。你让他修机器他不会。他学得慢——因为他老了。但他的儿子学得快。”
朱慈炯走回椅子。坐下。
“朕的焦虑不是法国人造出了蒸汽机。法国人造出来——朕不意外。朕的焦虑是——赵德厚的儿子学会了修机器之后，他还会织布吗？他的手还会长茧子吗？他还会知道一匹布好不好吗？”
陈婉儿没有立刻接话。她站起来。走到书桌前。她算了一辈子的账。但今天这笔账不是银子——是人。
“殿下。您说得对。法令不是万能的。法令能给人钱、给人田、给人活。但法令给不了人手艺。赵德厚的手织了三十八年布——那双手只会织布。您给他新活，他的手不会干。但他的儿子的手会。因为年轻人的手是软的——能学新的。”
她看着朱慈炯。
“安置法令管的是一代人。赵德厚这一代人——给他们银子让他们活下去。他们的儿子——让他们学匠。学匠之后他们的手会长新的茧子。不是梭子的茧——是铁的茧、是齿轮的茧。”
“但还是茧子。”朱慈炯说。
“对。还是茧子。”陈婉儿说。“手不会变。变的只是磨出来的东西。”
朱慈炯看了她很久。
“你比朕想的看得远。”
“殿下看得比臣远。但殿下看得太远——所以焦虑。臣看得近——所以不焦虑。”
“那法令——”
“颁。明天颁。殿下签字。陛下用印。臣盯着执行。”
“钱呢？”
“孙矮子。”
“孙矮子？”
“让孙矮子去找法国商团。他们在北京有商馆。卖图纸的事让他谈。但有一个条件——图纸只卖原理。工艺不卖。工匠不卖。谁也不准跟法国人讲怎么造。只准讲能造什么。违者——杀。”
陈婉儿拿起账本和法令草案。走到门口。停了。
“殿下。”
“嗯。”
“用知识赚的钱——养被知识砸了碗的人。这笔账……”
“怎么？”
“比臣这四十年算过的所有账都好。”
朱慈炯笑了一下。没说话。
陈婉儿走了。朱慈炯站在地图前。手指在北京到广州的线上划了划。然后划到更远的地方——划过了太平洋，划到了欧洲。
“你们追吧。”他对着地图说。声音很轻。“追上了你们就知道——好东西也会砸碗。”
赵德厚的儿子叫赵小宝。十九岁。织了三年布——不是跟父亲学的，是跟师傅学的。父亲砸了机器以后，他被划进了安置名册。官府给了他两条路——授田三亩，或者入工坊学匠。他选了工坊。
原因很简单。他父亲说：“田是死的。机器是活的。学活的。”
赵小宝进了广州蒸汽织厂。第一天他站在机器旁边看。铁轮子转。纱纱出来。他父亲织一辈子纱才织一匹。这台机器一天织一匹。他站了一会儿。走了。
第二天又来了。站了一会儿。又走了。
第三天工头问他：“你看什么？”
赵小宝说：“我看它哪里会坏。”
工头愣了一下：“机器没坏。你看什么坏？”
赵小宝：“机器没坏。但会坏。我爸说——什么东西都会坏。坏之前要知道它怎么坏。坏了才会修。会修才有饭吃。”
工头听完没说话。第二天给他领了一把扳手。让他拆机器。他说：“拆了再装上。装不上来就别吃饭。”
赵小宝拆了一天。装了两天。装不上来——少了一个螺丝。他跑去找工头。工头说：“少了哪个？”
赵小宝：“不知道。拆的时候没数。”
工头说：“以后拆之前先数。拆一个记一个。装一个划掉一个。这是规矩。不是我的规矩——是东西自己的规矩。东西怎么拆就怎么装。顺序反了就装不上来。”
赵小宝记了。他从此学会了一件事——机器是有顺序的。拆和装是反的。他从此拆了十几台机器。每拆一台都记在本子上。本子越写越厚。
本子的边角卷了。被手汗捂的。翻页时拇指在边角上搓了一下。搓出一层毛边。纸薄。搓一下就毛了。但毛了不破。纸还有韧。他拿笔在本子上画了一个螺丝。螺丝画得不像。像一条虫。但他知道是螺丝。画了就在旁边标了个数。一。第一个螺丝。拆第二个。标二。第三个。三。拆到第十个的时候他手顿了一下。本子上歪歪扭扭十个数。一到十。他忽然觉得拆机器跟数数一样。什么都是从一数的。数到十就全了。全了就能装回去。装回去就是十一。十一不是数。是重新来。
扳手搁在膝盖上。铜的。被手汗捂出了一层暗光。他把本子翻到第一页。第一页画的不是字。是一条线。线从左边画到右边。左边写了个拆字。右边写了个装字。中间一条线连着。线不直。用尺子比着画的。但手抖了。线歪了一点。歪了就没改。歪的也是线。直的也是。拆和装是两头。中间是路。路歪一点没关系。走到了就行。
三个月后，他在工坊院子里看见了一本书——《蒸汽机保养十则》。温老板印的。他翻了翻。第七页写的密封圈更换方法——他试过。书上写的是旧法子。他拿笔在书上画了一个标记——说明书上写的过时了。
他拿着书去找温老板。温老板说：“你是第一个来说书上写错了的人。”
赵小宝说：“我不是说写错了。我是说写的过时了。不一样。”
温老板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一样。他让赵小宝把他的本子留下。赵小宝说：“我的本子不是写的。是拆机器拆出来的。”
温老板翻了一下赵小宝的本子。里面画的不是字——是图。机器的各个部件。拆卸顺序。安装顺序。每个部件旁边标了名字和螺丝数量。
温老板说：“你这个比我的书好。我的书是听人说的。你的是手拆出来的。”
他问赵小宝：“你要钱吗？我可以印。”
赵小宝说：“不要钱。印了以后最后一页加一行字。”
温老板：“什么字？”
赵小宝：“手艺在手上。但手会死。手死了手艺就在纸上。纸上的手艺给另一双手。另一双拿起来了，手艺又在手上了。”
温老板听完了。他没有听懂。但他记住了这句话。后来他在手册最后一页加了一行字——不是赵小宝说的那句，是他自己加的：“此册另经赵小宝校对。手艺在手上，亦在纸上。”
安置法令到了南洋。素帕玛看了一遍。
法令写得简单——被机器替了的织户、矿工、车夫，由官府统一安置。每人给一份工——修路、造车、开矿。不愿干的发银子自调。南洋没有织户砸机。但南洋有渔民。蒸汽船足够了，不需要那么多渔民了。渔民被赶上岸。岸上没有活干。他们变成了南洋的流民。
素帕玛拿起笔。在法令后面加了一条——“南洋渔民并入安置法令。渔民不习陆上的活，不给银子给船。船多了渔民少了。不打织户的碗，打渔民的碗。”
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墨滴在法令纸的边角上。一滴。圆的。她没擦。墨滴在纸上像一只眼睛。她看了一会儿。继续写。写完了把笔搁在砚台沿上。笔尖朝外。墨沿着笔尖往下走了一滴。滴在砚台沿上。不圆。是长的。砚台沿是斜的。墨往低处走。人也往低处走。但法令不是。法令是往高处走的。往高了走才看得远。她站起来。把法令折好。折的时候墨滴那面朝里。折进去了。看不见了。但还在。
她把法令折好，派人送回北京。然后叫来南洋渔村的几个头人。头人们连衣服都没换——上船时穿的短褂，现在还湿着。素帕玛站在码头，讲了一件事。
“太上皇说，碗碎了货来补。但货不从天上掉。货从海里掉。你们的船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但海里还有船。我给你们新船——跑货的船。从南洋跑到广州，从广州跑到北京。跑船的不是打鱼。跑船的是跑货。你们的人不打鱼了。但你们的手还在。手会擦缆、会撑船、会扯帆。这些不是鱼网。这些是船网。”
渔民头人们听完了。没有说话。一个老渔民站起来，摸了摸船舷上的螺丝。螺丝是铜的。被海水腐了，绿了。但还牢。他拧了拧，没拧动。他说：“这个我会。”
素帕玛让他们回去试。三个月后，南洋渔民变成了货运船队。渔民不打鱼了。他们钉螺丝。他们擦船。他们学会了看货单。他们的手从鱼网变成了船网。
素帕玛在日记里写了一行：“殿下说货来补。但他没说货从哪里来。货从人手里来。手从渔网变成船网。这不是我发明的。是他们自己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