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告诉你个稀奇事。你蜜姐今天遇见潜规则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林深没接话，呼吸凝住了片刻。
杨蜜感觉到了那片刻的凝滞，笑了一下。“没事没事，我能处理。就是几个所谓的煤老板，说他们要投资一部剧，让我去演，然后让我私下聊聊。我没搭理他们，他们就直接走了。”
林深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沉了一些，但那股沉不是冲着她的。“嗯。你知道就行。这些事，你迟早会知道。潜规则，每个行业都有，娱乐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杨蜜一愣，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少？不对吧？林深，你是不是对少有什么误解？”
林深在那头喝水，吞咽的声音隔着话筒传过来。“很奇怪，是不是？在大众认知里，娱乐圈就是个名利场，就是个潜规则众多的行业。印象里贵圈真乱，对吧？”
杨蜜把酒杯放下了，往椅子里面靠了靠。“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林深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放慢了。“在娱乐圈很多现象，很多你们认为的大事，其实在其他行业甚至都不是个事。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出轨，在娱乐圈，不说天塌了，至少咖位要掉无数层，甚至就此一蹶不振很正常吧。而其他行业呢？不说资源高度密集型产业，就说普通人，这甚至是他们的一个谈资，喝顿酒就过去了。”
杨蜜想了想，不得不承认。“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看，娱乐圈还是相对干净的一个行业。”林深说。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等她把上一段话消化完，然后才继续。“但为什么大众心里贵圈真乱的印象那么深？这就涉及到一个关于社会矛盾的‘转嫁’机制了。”
杨蜜没出声，等着他往下说。
“你应该也看过网上很多人说，明星收入高，工作轻松，往那一站就是几十万，他上他也行。对吧？”
“对。这个原因我也想过。”杨蜜的声音轻了下来，不是那种无所谓的，是认真在回想。“我觉得这是整个普通人阶层的仇富心理。
他们只看到了头部明星的收入，而忽略了这个行业的中位数。横店的群演，现在月薪一千左右的比比皆是。我拍戏的时候听一些群演说过，他们有时候甚至只有五六百的月收入。放大到整个中国的产业来看，连进前十都累。”
林深接过话头。“就是这个道理。你们住豪宅、开豪车、穿高定的生活，通过社交媒体和狗仔镜头被无限放大。这种直观的视觉冲击，让普通人产生凭什么的强烈不公感。
而且骂一个明星出轨、演技差、收入高，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也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而在网上骂一个金融精英吸实体经济血，他得先理解衍生品、杠杆、对赌协议这些概念，而且对方可以直接无视你。娱乐圈提供了最低门槛的道德审判和情绪宣泄。”
杨蜜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所以公众只看到那百分之零点一的头部，却看不到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那些在横店跑龙套月入一千的群演，那些为一部戏准备数月、片酬不及一个基金经理月提成的演员，那些三十五岁就被行业淘汰、一身伤病却无人问津的幕后工作者。娱乐业的收入中位数，很可能低于很多白领行业。
林深在那头笑了一声，不是笑话她，是觉得她已经摸到边了。“没错。”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转嫁机制，又是什么意思？”杨蜜把面膜的一角按了按，让它贴得更紧一些，等着。
林深喝了口水，喉结滚动的声音隔着话筒传得很清楚。
“你想想，一个基金经理利用内幕信息赚了几千万，过程极其隐蔽，公众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一家公司靠垄断和数据杀熟收割消费者，利润报表里体现为运营效率提升。
这些行业的原罪和不干净，比如系统性欺诈、寻租、掠夺性定等等，都被包裹在专业术语和合法合规的外衣下，普通人连骂都不知道从何骂起。”
杨蜜没插话，听得很认真。
“所以某些资本力量乐见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明星的私德、片酬、绯闻上。
因为只要公众在骂戏子误国，就不会去追问：为什么金融业利润是制造业的十倍？为什么某些企业掌握了国计民生的数据？为什么某些行业的灰色空间如此之大？”
林深说的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娱乐圈的丑闻，变成了一面遮住其他结构性问题的幕布。”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杨蜜的手指停在膝盖上，没敲。她在想一件事，不是林深说的那些话本身，而是那些话落地之后在她心里砸出的坑。她不是不知道这个行业被人骂，但她从来没站在这个角度想过。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成了社会情绪的排泄口？”
“不只是排泄口，是完美的替罪羊。”林深的声音不急不慢，像在讲一道他已经推演过无数遍的数学题。“社会的仇富心理是有选择性的。
对看不见的、复杂的、系统性的富，比如金融、资本、权力，这些普通人无力攻击；
对看得见的、简单的、个人化的富，比如你们，这些普通人就可以尽情宣泄。
所以其他行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更乐于转移矛盾。
他们通过媒体渠道不断放大娱乐圈的负面个案，让公众的愤怒在这些低级趣味的丑闻中消耗殆尽，从而避免社会对更深层次、更系统性的不平等和腐败进行追问。娱乐圈成了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杨蜜的眉头皱了起来，面膜在她眉心挤出几道褶子，她把那几道褶子按平了，但没有完全按平。“意思就是，公众通过审判一个出轨的明星，获得了廉价的道德满足感和对富人的惩罚快感。
这种象征性的正义，替代了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诉求。最终，一个收入中位数不高、绝大多数从业者生活不易、经济分量微不足道的行业，却扛起了整个社会对财富不公和道德滑坡的最大火力。”